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你们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玉兰同志的家属，同时以本书作者的名义，对各位领导和朋友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玉兰出生在临西县东留善固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可以说从黄土地走来，长期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逐步成长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最著名的农业女劳模和最年轻的女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说，６０年代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模范人物有两个，一个是焦裕禄，另一个就是吕玉兰。玉兰的年轮，已深深刻印在２０世纪５０至８０年代的中国史册上！

    多年来，我一直留意收集玉兰的材料，坚持写日记，就是想写写她。因此，她一去世，我便决定自费采访她的事迹，争取早日把她的一切介绍给人民。我沿着她生前走过的足迹，先后到了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正定、邢台、临西、东留善固、临清和聊城等市、县、乡、村，采访了３００多位她生前的战友和同志，录下了２００多盘录音带，翻阅了她珍藏的１６８本笔记本和千余张照片，阅读了她多年来发表在报刊杂志上长达几十万字的文章，作家、记者们写的有关她的总计百余万字的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以及我自己这些年记下的１０多本日记。终于在她逝世周年之际，我开始了这部长篇人物传记《吕玉兰》的创作。

    这时，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就是玉兰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也就是说，写玉兰这个人物，主要应当表现她什么东西？因为你写传记，就是写得再详细，也不能面面俱到，更不能记流水账。为此，我回顾和研究了玉兰的材料，同时和一些熟悉玉兰的同志进行了探讨。一致认为，一定要揭示她的一种精神，主要是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品德和作风。这是因为，精神，是一个人思想的凝炼和意志的体现，最能从本质上集中地表现一个人。回顾玉兰的一生，她也形成了既闪耀着无产阶级战士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又具有她个人独具特色的优秀品德，这就是“吕玉兰精神”，核心是“傻于革命、傻于集体、傻于社会主义”的“傻子精神”，具体说来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不断进取。

    首先是无私奉献。这可以说是吕玉兰精神的精髓。１９５５年玉兰高小一毕业，就坚决响应党和政府当时提出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号召，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从办合作社到参加植树造林和改造沙荒地，从村、公社到县里和省上的经历表明，她的一生，始终是听共产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的一生，是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为改变家乡面貌而拚搏的一生。虽然职务多次变更，但她始终听从党组织的安排，一直任劳任怨、积极工作。一位女画家为她题诗：“万花丛中一玉兰，不求绿叶不争艳。甘饱风霜一生苦，留得芳香在人间。”

    就拿当年在村里数千亩沙荒地上植树造林来说。面对重重困难，玉兰从来没有退缩过，并在坚持同困难作斗争中，闪现出她那崇高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了采榆钱、育树苗，她串连了七八个姑娘，登梯子，攀墙头，衣服挂破了，一脚蹬空摔下来，伤口钻心地疼，她全不在乎。在造林的紧张时刻，为了抓紧封冻前的大好时机，展开植树大突击，她好几天顾不得梳头，顾不上洗脸。刺骨的北风无情地刮着，她的眼打红了，手冻裂了。有人叫她“红眼老马猴”，有人叫她“土地奶奶”。她听了说：“不管是个啥，只要能把树栽起来就行。”一天、两天，时间一长，脚上冻出了疮，流出了黄水，粘上了袜子，袜子又和鞋粘在了一起，一动弹疼得钻心，她干脆睡觉也不脱鞋了。人们在背地里还喊她“傻玉兰”、“傻闺女”。有人当面问她：“玉兰，你上没哥，下没弟，过几年说个婆家，还不知嫁到哪儿去哩！你为谁打乾坤哪？”她响亮地回答：“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到中国来革命，他给谁打乾坤？董存瑞、黄继光这些烈士英勇牺牲，他们又是为谁打乾坤？俺们植树造林，是为革命打乾坤，是为集体打乾坤，是为社会主义打乾坤！”

    后来，玉兰当了村和公社的领导，还是一个心眼为革命、为工作，从来不谋私利。“玉兰这辈子真是吃苦、吃屈、吃亏，三样都摊上了。”这是东留善固老干部、老党员们对她几十年干部生涯的总结。就拿玉兰对村干部的补助来说，她不但从来不陪吃陪喝，不从中沾一点便宜，反而往里贴东西：出差贴路费，上级来人在家吃饭贴饭菜……那是５０年代的一个初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让她去参加。开会来回坐车要花钱，会上吃饭要花钱，可这时她手里还空无分文。往常开会，不是用自己的一点日常积蓄，就是让家里变卖点东西，可眼下这青黄不接，怎么办？她打起了两只羊羔的主意。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当干部，老是出门开会，也不能光自个儿掏路费！几十斤鸡蛋给你搭进去了，三窝小猪又给你赔进去了。一个旧棉花套子，你也送到收购站换了钱。今儿，你又要算计这两只羊羔，办不到！”父亲更不满意：“从你当干部，家里的事不问一句，自留地不望一眼。说声出门，自行车的气儿给你打好了。说声吃饭，碗给你端上了。全家人，都跟着你忙活。这样干下去，啥都得赔进去！”她笑着说：“俺不早说过，俺能做点工作，爹娘给了很大支持吗？你们把人都搭上了，几只小猪小羊，还有啥舍不得的？”父母亲听着女儿说得是这么回事，不吭声了。后来，人们就送给玉兰一个“赔本干部”的外号。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玉兰当年提出的“傻子”精神，和《十个为什么？》的产生过程。１９６６年春，介绍她事迹的各种发言报告、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相继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晌。许多读者给她写信，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你为什么甘愿做一个傻子？”“你为什么坚持晚婚，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等等。络绎不绝前来采访的各地各级记者，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前来学习的同志，也纷纷提出有关问题。显然，他们所提问题的焦点，是要弄清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说来也巧，当时东留善固村的人们，正在围绕着“精”和“傻”的问题经历着一场大讨论，很多人在人前背后评论谁精谁傻。有人认为自己很精，总想办精事，当个小精人，也就是要办事心眼多，实际上是先己后人、损人利己。然而有些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在精人眼里，是属于傻字号的，傻人，傻心眼儿，办傻事儿，实际上是先人后己、克己奉公。有人问玉兰：“当傻子吃亏不吃亏？”她回答：“吃亏不吃亏，这得看怎么算，要算小帐，看来傻子像是暂时吃了一些眼前亏。可是，‘无产阶级解放了全体人民，其中也包含着他自己’，这样一算，个人也就没有啥亏可吃了……通过算大帐，算政治帐，算革命的长远帐，人们看清了，当傻子并不吃亏，认为吃亏是精人的帐本。”她还说：“说俺傻，俺就傻，俺要傻于革命，傻于集体，傻于社会主义，一傻到底，永不反悔。”正如当时《河北日报》在编发通讯《精傻之争》时所加编者按中说的：“确确实实地说，这些革命的傻子，就是具有无产阶级高尚品德的人，具有远大眼光的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不久，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玉兰写出了反映自己人生体会的文章《十个为什么？》，一一回答了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一时广为流传。

    在我采访玉兰事迹时，曾有好几位老同志剖析过她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以及与她事业的关系。他们认为，玉兰这一辈子之所以能干成一番事业，除了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时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客观条件外，主要是她在主观上较早地树立了无私奉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她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系统的理论，但她是生活中的英雄和强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逐渐积累了许多朴素的但同时又是正确的人生体会。

    其次是艰苦奋斗。玉兰诞生时的４０年代初，正是残酷的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日军正不断加紧对东留善固这块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扫荡”。天灾人祸，不断锤炼着她坚强不屈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从小在黄土地上滚大的她，五六岁上就跟着大人割草、捡麦穗、看西瓜，不到１０岁就干地里的重活。她在学校时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劳动好，甚至比男同学还要强，多次受到学校领导表扬。

    玉兰参加工作后，更是处处表现出劳动模范的本色，一直带头参加各种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大跃进中，她和“四兰五芹”摆擂台，同小伙子们比赛深翻土地；“三夏”大忙时节，为了尽快把集体的麦子收割上来，她几天几夜不睡觉，甚至麦粒在汗水浸透的头发里发了芽；隆冬季节，当滚滚的冰水冲决堤口，扑向队里的麦田时，她尽管身体有病，仍然跳了下去，后来不得不躺了好几个月……怪不得，许多熟悉她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同志，都这样说：“玉兰是累死的！”这位赤诚的农民女儿，从小就承担了过于繁重的担子，她担得又认真，总是拼着命地干，从来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从来歇不住。有的报刊在报导玉兰事迹时，称她为“扎着白毛巾的省委书记”。常年头扎白毛巾，这是北方农民参加劳动的一种习惯。然而，它对于玉兰来说，却有着特殊的含义，说明她后来到了省上工作，虽然地位高了，可密切联系群众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没有变，坚持参加劳动和保持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只要一有空，她就抽时间下乡同农民一道干活。她说：“参加劳动不但密切了干群关系，而且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好机会。”

    在生活上也是这样，玉兰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本色。７０年代，我们俩人的工资合起来才７６元，却要负担老人、孩子总共７个人的生活，其艰辛不堪回首。由于家庭经济紧张，她就动员全家“开源节流”。开源，就是拣废旧物品去卖，家中所有的废纸，都装起来卖掉，五分钱一斤。门口有块荒地，她带头种菜。节流，就是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她每次回老家，都要带粮带油带菜。她很要强，再穷也不收礼。省委几次要给她发补助金，也都被她婉言谢绝了。

    再次是实事求是。每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陈云的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一些老干部向我回忆，玉兰从来是说实话、干实事、求实效的人。如在１９５８年，“浮夸风”盛行，可她仍不讲过头话，以至后来在反右倾中挨了整。最使人感动的是，她不仅在台上，就是在下了台的时候，在自己处境非常困难时，仍然坚持讲真话、讲实话，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大概最能体现玉兰这方面品质的，是她多次参加中央和省里会议的情况。作为人民和党员的代表，她积极参与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参政议政活动，特别是敢于反映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的呼声、愿望和困难。

    “俺这回来开会，农民群众让捎个信，如政策五年不变，就富起来了。”这是玉兰在１９８１年６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提纲中说的一句话。当时，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即由过去的“政社合一”、集体经营、集中管理的体制，转变为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各户经营，实行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的“大包干”责任制。对新生事物一向接受比较快的她，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一新事物，也同样给予极大关注和支持。当然，这对于曾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带头人之一的玉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过程。但是，她能一切以实际效果为出发点。

    玉兰在热情赞扬农业生产责任制优越性的时候，也不断发现和纠正着它的缺点。她几次把有关情况加以整理，带到北京，通过参加中央全会和全国人代会，向中央领导反映。那是１９８１年９月１日晚，她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她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考虑到这时她已被免去省委书记等省上的一切职务，下放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便劝她：“你不是省领导了，中央还重视咱们的意见？另外，现在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对生产责任制的赞扬声，你去说一些问题，人家爱听吗？”“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该说。”她两眼闪动着热切、坚定、自信的目光，习惯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不是省委书记，还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哩！如果都把责任制说得天花乱坠，有了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果然，她这次到北京去后，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并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详细的发言提纲。她的发言，立即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年９月８日五届人大第二十次会议第七号简报上，共反映了十二位常委的意见，其中特意把玉兰谈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见，放在了第一条。后来的事实表明，玉兰及时发现并建议纠正当时农村生产责任制中存在的问题，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四是不断进取。玉兰从１５岁开始当干部，从村里一直干到省上。在地位和荣誉面前，她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在工作上总是不断对自己提出新要求、新目标。她文化程度不高，可总是努力学习，不断向更高的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