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奋，广东阳江市人，男，1921年12月出生。1938年9月在阳江参加抗日工作队，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3年在阳江平岚、上坪小学任教师；1944年至1945年在中山、顺德、番禺一带任珠江纵队政训员及指导员；1945年至1949年随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北上五嶺，期间先后任指导员、北江第二支队全南大队长、政委；1949年至1952年任广东省仁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至1955年任广东省连南县委宣传部长、连山办事处主任、连山县委宣传部长；1956年至1963年任韶关机械厂党委书记、粤北农机厂厂长；1964年至1970年任惠州市东江化工厂厂长；1970年至1972年下放到惠州干校；1972年至1981年任惠阳机械厂党委书记。1981年6月离休，现享受副厅级干部待遇。

    党组织引路为抗日

    1938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个年头。那年我刚好17岁，正在阳江县立中学念书。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华民族正处于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民抗日的大背景下，我主动参加了设在阳江县立中学的抗日先进群众组织——青年群阳江分社。该分社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地党组织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举办工人、农民、妇女学习文化培训班；到抗日部队教唱抗日歌曲；到大街小巷和各村路口张贴抗日标语；为抗日队伍传送情报等等。当时阳江县立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林西伯发现我对组织宣传抗日工作较积极、觉悟有提高，因此在很多方面给了我锻炼的机会，使我在政治思想上更加成熟，抗日宣传工作更加积极。党组织的关心更加鼓舞了我的革命斗志，当时我十分渴望能早日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不久，我就向阳江县立中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盼望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强烈愿望！

    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察，1939年4月，我在青年群阳江分社所在地，在入党介绍人曾国棠和监誓人林西伯（时任阳江县立中学党支部书记）的见证下，举起右手向党旗庄严许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铮铮誓言。

    1939年7月初，我们刚刚参加完毕业考试，学校准备开始放暑假了。那时，国民党阳江县政府突然接到情报，日本侵略军可能会在近期准备从海上入侵阳江。为了及时做好组织群众转移、筹备抗战物资等有关准备工作，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工作部署，阳江县立中学党支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党支部副书记曾国棠，党员林昌礼、周文泰、杜世文和我以及阳江县立中学学生会主席敖景森等师生20多人作为留校工作队，主要负责抗日宣传、传送情报、协助筹集抗日物资及维持好学校师生的安全等方面的工作。

    7月下旬，根据当时抗日形势的需要，为了加强对抗日宣传工作的领导，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青年群阳江分社在阳江县立中学召开了社员大会，并对该分社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选。会议推选谢天普为名誉会长，曾国棠为组织干事（实际上是该分社的主要负责人），许式邦、王佩楚、谭日贵和我为主要骨干。之后我们这些骨干分子就分别带队深入到阳江的溪头、白水乡等地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为抗日队伍筹集粮草等工作。这段时间，我们分社的主要成员日夜奔波在乡村路口，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顺利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任务！

上级组织颁发给梁奋同志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五桂山上打鬼子

    五桂山，是粤东南沿海的重要山脉之一，其面积约300平方公里，主峰海拔541.6米，境内群山连绵，层峦叠嶂，飞瀑流泉。这里是连接中山、珠海、澳门的交通要道，也是我省著名的革命老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伟人邓小平曾徒步攀登五桂山，并留下了“一生不走回头路”的旷世名言。

    1944年初，广东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从番禺南部转移到中山五桂山区，指挥部就设在五桂山区内的槟榔小山村一带。1944年1月23日，针对日军准备向五桂山发动较大规模军事围剿的紧急情况，我游击区指挥部指挥员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副指挥员谢拉全，副指挥员兼参谋长谢斌，政治部主任刘向东（后期刘田夫）等立即在五桂山附近的古氏宗祠召开了军事会议，并制定了“全面牵制、杀敌要害、攻其一路、动摇敌阵”的作战方案来粉碎日伪的扫荡。我于1944年2月下旬从家乡阳江到达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当时游击区指挥部正在五桂山办三个学习班：一是大队级干部学习班，代号为“卢沟桥”；二是卫生员培训班，代号为“海珠桥”；三是军政训练班，代号为“海燕队”。我被安排到军政训练班（海燕队）去参加学习。为了防止日伪军对训练班的偷袭，确保学员的人身安全，上级规定“海燕队”这个班的学员都要统一配戴枪支上课、训练和站岗放哨。

    有一天，天刚蒙蒙亮。一支大约有300名日军组成的先遣队荷枪实弹地准备袭击我军指挥部。日军要袭击我军指挥部就必须经过“海燕队”驻地。这时，日军突然朝我军指挥部发起攻击。敌人的枪声一响，我军的“海燕队”火速登山应战。也许是日军的这次偷袭引起了“老天爷”的愤怒，说时迟，那时快，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紧接着就狂风骤起，豆大的雨水倾盆而下。顿时，战场上的“风雨声、枪炮声、搏杀声”交集在一起，到处是浓烟滚滚、硝烟弥漫。虽然雨越下越大，视线也越来越模糊，但是凶残的日军凭着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在狂风暴雨中依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我军指挥部一步一步逼近。为了尽快转移指挥部的人员以及保护好地图、文件、电台不受损失，我军军事指挥官郭彪迅速组织火力迂回阻挡日军的猛烈进攻。这样既阻击了日军的前进速度，也为指挥部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因为我当时刚从哨位上替换下来，身上原配有的枪支已交给了新上岗的班长，所以我就带领指挥部的非武装人员一同转移。

    在这次阻击日军偷袭我军指挥部的战斗中，由于我们巧妙布阵、来回穿插、灵活作战，打得日军晕头转向、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当然，“老天爷”的这场倾盆大雨既助了我军的军威，也灭了日军的士气。试想：一伙对地形不熟的日本兵，遇上了一群英勇善战的游击队员，恰好又碰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暴雨。这场仗注定了日军只能是落败而逃。据了解，这次日军的偷袭被我军打死打伤10多人。不过，我军在这次阻击战中也有两位年轻队员牺牲了。其中一名就是刚替换我站岗哨放的班长。我想，如果日军早10分钟发起这次偷袭的话，有可能日军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我。非常遗憾的是，刚替换我上岗的战友，在发现敌情迅速应战时就被日军击中头部，当场牺牲了。他和另一位战友为了保卫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光荣地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

    这场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五桂山抗日阻击战，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70多年，但战友们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怒吼声，依然浩气回荡；与日寇在战场上搏杀时的满腔仇恨，依然历历在目。

    军民携手保石壁

    1945年初春，当时我担任广东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番顺督导处的指导员，正在负责部队举办的一个政权训练班。在训练班开班还不到一半时间，碰巧遇上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对番禺进行大扫荡。所以，上级通知这个训练班要提前结束，所有学员都回到各自的乡村，准备进行反扫荡。当时，我被上级组织派往驻在石壁的部队，和当地军民一起保卫石壁。

    石壁是位于广州市郊番禺的一个大村庄，这里有一条约一公里的条状石岩横亘在河面，导致石岩侧畔形成了一块巨大的沉积土层，岩峭如壁，故称“石壁”（明、清时称此为广东大坝）。据史料记载，此地常被明、清朝廷作为充军之地。抗战时期，石壁有4条自然村，约1000人居住在这里。为了保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上级要求我们抗日游击队必须千方百计打败这次日、伪、顽军的联合“大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