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过度的疲劳，我情不自禁地进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忽然听到一种熟悉的拉枪栓的声音。职业本能告诉我，拉枪栓的人很内行。我睁开眼睛一看，那个人正拿着我的枪在欣赏，我忽地一下从炕上跳下来，去夺那个人手里的枪。可是那个人非常敏捷地一闪，我扑了个空。这时房主人马上拦着我说：”住手！这是我们区大队长周善芝，他是党派来专门看你的。”听了介绍后，我像久别重逢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情不自禁地握住周大队长的手，激动的泪花夺眶而出，已经说不出话了。稍平静下来后，周大队长让我坐下来，仔细的了解了我的各方面情况。我简要的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如何给地主扛活，如何被抓了壮丁，又如何携枪逃跑投奔八路军等等经过，全部都说给他听。听了我的讲述，他真诚的对我说：“堂兄弟，我和你的遭遇也差不多。咱们都是穷苦人，自打小日本侵占了咱们国家，哪家啊没有一本血泪账啊！今天，你能弃暗投明，投奔共产党，我代表区游击大队同意接受你为一名抗日游击战上，欢迎你!”我们再次相互握住双手。周队长又向我了解了一些日军情况后，我们就一起告别了这家老乡，带着我的枪支和带药奔赴南山根据地。到了根据地，接见我的八路军领导崔友信、刘建文政委。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爱国主义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召开了第六区、第七区的万人欢迎大会。会上，部队首长表扬了我和其他东北同胞的爱国情怀及携枪投诚的勇敢行为（因为还有其他投诚的士兵），号召部队全体战士向我们学习。会后，我们还共同扭起了大秧歌，首长还让我用带来的机枪做了打靶表演。过了一段时间，根据工作需要，我又被调到迁南县县大队工作。当时的县大队长是赵福田同志。我的任务是协助县大队，深入敌占区，做对地宣传和士兵策反的工作，瓦解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争取更多的敌方士兵早日投诚，我不顾个人安危，化妆成为小买卖的。借着卖货之便，我徘徊于东北同胞的士兵中。我一身说教，讲事实摆道理，效果非常显著。一些士兵答应我打仗时放空枪，如果有机会时，就带枪逃跑。我的工作，为部队攻打杨甸子奠定了基础。正当我满怀热情地奔走于敌占区时由于叛徒出卖，我在迁南县野鸡坨被日本宪兵抓捕。敌人把我押到野鸡坨李家大院，敌人用引诱、严刑拷打等手段审讯我。他们问我县政委、县大队长是谁？八路军驻地在什么地方？我的精神和肉体虽然受到严酷的摧残，但是，敌人的目的却始终没有达到。敌人并不甘心，把我押解到沈阳小南门，在枪杀爱国人士于克文的刑场上做陪绑。当时我临危不惧，已做好了死的准备。敌人看我还是啥也不说，把我又押了回去，继续用刑。我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落下终身残疾（现有民政三级残疾证）。后因敌人没有确凿证据，给我判了15年的徒刑，于1945年4月被押送到锦州行政公署监狱服刑，险些死于狱中，1945年7月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我才从监狱中被解救出来。我带病回到家，默默忍受着生活的艰难。

    解放后，因为当时国家还很贫穷，我和其他战友一样，不给政府增加太多负担，没有向国家提出任何要求。1972年，我因生活困难，从辽宁省搬迁到黑龙江省富裕县塔哈乡大马岗村。由于过去遭受过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常人难以忍受的监狱生活，我的脊柱严重变形，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党和政府经常关怀照顾我，给我一定的生活补贴；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还给我颁发了一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金质奖章。我非常感谢党和国家以及当地政府给于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仅将此回忆录留给后人借鉴，同时也作为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种回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