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的姥爷张立业，1918年生，籍贯河北武安。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家人都察觉到了他的思绪万千。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文化大革命等一段又一段历史岁月的他，今年对他来说意义重大。苦孩子出身的他只上过两年私塾，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之后仍不忘学习，坚持做一个有文化的革命者。所以姥爷在1982年离休后开始将自己毕生的经历整理成册，包括《难忘的岁月》、《张立业诗集一》、《张立业诗集二》。然而离开了工作岗位的他并没有闲下来，属于离休干部们的党小组和党支部在他的领导下红红火火的成立了，姥爷连任了三届组长与两届支部书记。

    工作之外，大家一直觉得他是个幸福的老头儿，儿孙满堂的他在2013年与姥姥田金沙携手走过了他们的白金婚（结婚70周年），并因此应邀参加了由市妇联、武汉电视台、武汉晚报和市民之家联合举办的“十月金婚盛典”活动。2014年，姥姥田金沙被评为了“武汉十大最美母亲”之一，该活动由市文明办、市妇联与武汉晚报联办。姥爷为此十分高兴，即兴写下一副对联送给了与自己相守一生的老伴。

    “日耕作夜纺织侍奉双辈高祖，吃糠菜供乳汁养育两代儿孙”。横批：“劳苦功高”。

    如今，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9月3日庆典来临之际，受外公再三嘱托，摘录下《难忘的岁月》中的第一篇文章，投稿于贵报，谨以此文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深切缅怀在抗战中牺牲的革命先烈，牢记老一辈革命家为建立新中国立下的不朽功勋，也算是了结这位97岁高龄老党员的一个心愿。

    艰难的岁月（武安抗战记实）

    武安位于太行山东麓，连接晋冀豫。抗战前隶属河南彰德（安阳），抗战胜利后划归河北邯郸。抗战期间由太行六分区所辖，武安北通河北，南达豫北，西抵上党（山西），东临邯郸。同时又是太行山的重要门户和经济口岸，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卢沟桥事变不久，日军用飞机为先导，狂轰乱战，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武安。大汉奸李品三，卖国求荣，认贼作父，无耻的当上汉奸县长，并相继成立了顾问团、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等镇压和残害人民的机构。37万余勤劳善良的人民被践踏在日寇的铁蹄下。

    1937年9、10月间，驻河北保定一带的国民党53军、孙殿英的新5军、冀察战区第8支队的牛瑞亭等部，先后南撤，退到武安县境，他们各霸一方，派粮派钱，搞得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还有风涌而来的数股地主武装，名为抗战，实则浑水摸鱼，继续维持封建统治。国民党县长吴明龙，因局势混乱，难以应付，携巨款潜逃。为不留真空，控制武安，新5军军长孙殿英，在不到1年的时间，接连委派了3任县长。同时，日本侵占武安后，随即开始了治安强化运动，把魔爪伸向武安人民。正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时，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奉党中央之命，开赴抗日前线，以太行山为依托，创建抗日根据地。在人民群众最艰苦的时刻亮起了抗日救国的明灯。给人民带来了希望，给祖国带来了光明。司令员张贤约、政委杨树根率先遣队，于11月来武安活动，次年春，陈赓领导的386旅，也来到武安开辟工作。当时政治形势严峻，斗争尖锐复杂。日伪军控制了半个县，有相当实力的孙殿英支持国民党县政府，我方陈赓领导的只有两个团和先遣队，一国三公，我为最弱。如何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是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

    1938年5月21日，陈赓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计划在武安附近对敌打出三手：第一手是肃清东西孔壁及庄宴之伪军，集中力量准备可能由武安来援之敌；第二手势在武邯公路伏击汽车运输，破坏交通；第三手是肃清武安附近的伪军，相继占领县城……”。“各部领受任务后，开始战斗，772团已经将东西孔壁之伪军全部解决，计缴获枪支70余支，俘获伪大队长李萌先及手下约四五十人，并将汉奸李品三财产没收，分给群众。771团1营攻击庄宴之伪约七八十人，敌退守碉堡，顽强抵抗，经我1营层层包围，饮水困难，估计至多1日，即可围下……”。从日记中不难看出，尽管敌强我弱，情况复杂，困难重重，但由于我党我军肩负着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因此，抗日最坚决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38年夏，我军一方面积极活动，打击敌人，扩充队伍，壮大力量；一方面在军区成立地方工作团、战地动委会，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在一些村庄先后组织起自卫队、农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对、儿童团组织。与此同时，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我就是在这时参加革命的，担任了自卫队副队长、联防指挥部副指导员等职。同年冬在基础较好的村庄，实施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清理旧债等，解决群众最迫切的问题，借以发动群众，提高觉悟，改善群众生活，为发动全民抗战打基础。

    反顽斗争，是伴随着抗日战争进行的，8年间，蒋介石发动过3次反共高潮，小的摩擦不断。驻武安的97军军长朱怀冰、牛瑞亭等部，制造了大翁岭、贾壁事件，杀我地方干部，摧残抗日群众组织，吊打群众，破坏生产，围攻八路军先遣队、新兵中队，袭击我青年总队2团，我伤亡250余人，物资损失2.7万余元。为团结抗日，共御外敌，刘伯承司令员，除写长信给朱怀冰外，还亲临朱处，与朱谈判，但朱置若罔闻，公然叫嚣“收复太行山，消灭八路军”。我忍无可忍，被迫反击，在磁武涉地区，发起讨顽战役，经过三天激战，将朱怀冰驱至林县以南，歼其1万余人，俘获朱怀冰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雷鸣远、武安抗敌自卫团司令胡向乾等多人。孙殿英部退到豫北汤阴（1943年朱、孙、牛部都公开投降日本）。我军在坚决打击日伪军的同时，适度地进行了反顽斗争，并积极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争取了国民党冀察游击战区二路指挥范子侠（后担任了6分区司令员，1942年扫荡中牺牲）、国民党冀察游击军王天祥，这对开辟武安工作，形成有力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先后建立了武北、武南、武东三块根据地，收编、瓦解、消灭了地方武装，国民党最后一任县长李国宝携巨款逃跑。1939年冬，成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领导全县人口的1/2。边区政府的各种政令，都能顺利地推行。

    1942年，敌后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天灾（旱灾），人祸（扫荡）一齐扑来，为摧毁根据地，扑灭抗日烈火，敌人调集重兵，拉网式地深入腹地，反复扫荡。继1942年2月扫荡后，又于同年5月进行了更为残酷的“五一”大扫荡，重点是太行6分区，企图消灭我八路军主力和捕捉我党政军首脑机关。扫荡20多天，搜遍每个山头，不少村庄变成废墟，根据地遭受极大损失。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山西辽县，太行6分区司令员范子侠牺牲在河北沙河。为粉碎敌人扫荡，主力跳到外县作战，少数地方武装及民兵与敌周旋。活动在武涉公路的我13团、武安独立营；半个月作战29次，歼敌300余人，组织民兵挖公路、填壕沟、割电线，武工队深入敌战区搞反抓丁等活动，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迫使敌人退走，我们抓紧时机，下大力气，重整和深入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1942年的扫荡，教育了人民，也锻炼了人民，针对大扫荡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总结，教育群众，因势利导开展各项工作。全面训练民兵，整顿群众组织，实行全民皆兵。开展除奸反霸、反维持等，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普遍搞空室清野，柴草不进村，粮食不进门。在山区开展地雷战、麻雀战，在平原开展坑道站、青纱帐站，利用地形地物，巧妙地打击敌人。1943年反扫荡，我担任保护后方机关干部、掩护群众转移的任务，配合分区特务连阻击敌人。我带领民兵、埋设地雷，为群众转移赢得了时间。我13团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分在太行腹地活动，一部分在外县打击敌人。打掉敌伪3个据点，袭击敌运输队，歼敌20余人，2个重机枪连，打伏击歼敌80余人，因老巢吃紧，敌人撤退，反扫荡结束。因战备工作充分，这次扫荡，未受大的损失。

    正当敌后军民同敌拼杀之际，遇上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河水断流，树枝干枯。不少村庄饮水困难，所能食用的树叶、野菜、花生皮、包谷棒等都成为主食充饥。因营养不良，站勤任务重，普遍出现浮肿，中青年妇女停经几年没有正常生育。为战胜灾荒，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组织妇女纺织，制定安家计划，逐户落实。各级政府实行精兵简政，降低供应标准，开荒生产，节衣蓄粮。1943年春，我参加县里培训，县长李成文、专员杜润生和大家一样，吃糠菜充饥。由于党政军民同甘共苦，共同奋斗，终于战胜灾荒，渡过难关，保住了根据地，保住了我军的有生力量。

    日本侵略者占领武安8年间，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犯下了滔天罪行。据不完全统计，被敌杀死的有7925人，杀伤打伤的有5890人，被俘或下落不明的有12750人，由于日寇摧毁，封锁致死的有19170人，总计达45735人之多，占根据地总人口的24%。781区柏草坪村，烧房屋950余间，小冶陶村一次就杀死47人，该村康满贵一家9口、祖孙三代，无一幸免，全遭杀害。不少妇女是奸污后被杀的。武南虹桥村教堂被封，财产被抢，将18名教徒全部活埋。武东矿山据点日军，设“留置场”（地窑）残害群众，使不少人被活活折磨而死。武安境内有大小炮楼65个，占良田19顷。敌站区人民生活更苦，受着重税盘剥，生活苦不堪言。沙沟村捐税达27种之多，青壮年被抓去做苦役，老弱妇女种地。因劳力缺乏，土地荒芜。1942-1943年的特大旱灾，不少群众断炊，无人问津，但各种捐税照样摊牌，逼着保长上门收取。马庄村赵姓，一家5口，卖衣物买回16公斤小米，刚把米背到家，碰上保长催粮，16公斤小米被日本人抢走。赵家生活无着，求生无门，先将3个小孩溺死，夫妇两人上吊自杀。保长闻讯，悲痛至极，亦于当日，自缢身死。这样的悲剧在敌占区不胜枚举。因此，当时流传四句话：“抬头是炮楼，迈步是壕沟，村村带白孝，户户有哭声”。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