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湖北武汉2015年7月13日电（林旭）

    2012年是卢沟桥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75周年。2012年7月6号，在美国洛杉矶的国共后代共同发起了“国共抗战将士后代合作论坛”，首次在海外由国共后代合作共同举办抗战纪念活动，追述往事并缅怀抗日英烈。最初确定的名称是“国共抗战将领后代合作论坛”，我说，“我们很多人的父辈当年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只是战士，而不是将领。因为八路军那时只有三个师的编制，很多1938年参加八路军而后来成为将校的父辈们当时都是战士”。所以后来的论坛确定为“国共抗战将士后代合作论坛”。

    我的一生有两个父亲，那就是生父阎广元与养父徐庆荣，他们都是河北人，生父是文安人，养父是清苑人，都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俩人开始没在一起，1949年在甘肃时才相识。下面我先讲讲养父的故事，因为跟养父生活多年，听他讲的抗日故事比较多。

    一、养父的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河北落入日本的铁蹄之下。我养父所在村里有个大地主，他女婿在天津当国军的团长，我父亲说这个团长过去经常到村里看老岳父，还和长工一起下地干农活，人很厚道。但是天津失陷后，这个团长随国军大队人马往南撤走了。

    国军走了，日本人要来了，村里的人都很紧张，说要在村口欢迎，村里一些岁数大的老头就说他们去吧，拿着欢迎小纸标语，在村口放了一张桌子，上面摆了些土制的点心，就等呀等。后来一小队日本兵来了，有20多个，根本就没理睬“欢迎”人群，笔直地进了村，在一个空旷的打麦场停了下来，然后就地休息开始午餐。午餐有罐头，村里的孩子好奇，有些胆大的爬在打麦场的墙头往里张望，日本兵向他们打手势招呼他们过去，开始不敢，后来有大胆的过去了，日本兵给了洋糖和罐头，抱着高兴地跑回了家。这些孩子几年长大后都变成了民兵参加到了抗日的队伍中。

    日本兵并没有在村里驻扎，很快就走了。过了不久，共产党来了，宣传抗日道理，成立抗日武装，每家要出一个当兵。就这样我养父参加了八路军，从一个种地的农民变成了一名抗日的战士。刚开始参加的部队叫做冀中人民自卫军，领头的是吕正操，显然这不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因为我养父读过三年私塾认识几个字，就被任命为营教导员。因为没枪没炮没有战斗经验，打了几个小仗后，就被编入冀中军区后来赫赫有名的十七团。我养父还是因为认识几个字，被任命为连部文书，负责保管文件。

    这之后，大大小小经过十几场战斗就变成了有经验的老战士。我养父讲，主力部队里很多讲南方话的团以上干部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战斗经验丰富，对革命的认识也高。而且佩戴的膊章上面写的是《8路军》，凡是带《八路军》的都是1938年以后参加到八路军的。经历战争的见证就是我养父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多处伤疤，左耳后面有飞机炸弹炸伤的一块伤疤，左脸颊有一个弹孔的留痕，背部有炮弹炸伤的伤疤，腿部更有机枪穿过的几个弹孔，被政府认定为乙等二级残废。

    有一次打伏击，晚上把日本人的列车给炸了，有不少收获，其中有小山炮一门，十几个人轮流抬着跑了20多里，天亮了一看，小山炮有轮子！养父说，“怨不得人家叫咱土八路，不知道有轮子拉着比抬着省劲呀”。我查了一下历史资料，这是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一次战斗，叫做宣化伏击战。

    养父所在部队冀中十七团的另外一次著名战斗是在南龙岗歼灭日军神岗中队,此役歼日军神岗中队日本鬼子200余人，伪军70余人，俘敌20余人。用轻武器击落敌机一架，缴获平射炮1门、重机枪3挺。这次战斗，冀中十七团准备充分，指挥果断，行动迅速，英勇顽强，配合密切，打得相当漂亮。南龙岗战斗作为在反奇袭战斗中全歼敌人的成功战例，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团战例选编》一书，成为其中的一个战例。

    我问养父，你打死过多少日本鬼子？养父说亲眼见证的一个，我听后很失望，电影中好像打死日本鬼子很容易。他说，“那是电影”。有一次冀中军分区被日本鬼子偷袭包围了，养父当时任特务连指导员，马上组织部队抵抗并掩护机关领导王平政委等撤退转移。在河堤上阻击过河的日本鬼子时，他拿过通信员的三八大盖步枪瞄准一个往回跑的鬼子开了一枪，打死一个。他说这是确确实实他能证实的亲手干掉的一个日本鬼子，别的就不好说了。因为掩护机关领导转移有功，军分区首长王平奖励特务连一口猪，包了白面猪肉饺子，美美吃了一顿。说到这里，从养父脸上能够看出很解馋的样子。

    1942年五.一大扫荡过后，冀中十七团转战山西，平原出身的战士非常不适应山西的山岭环境，在山西不久就在临县被日本鬼子包围了。战斗异常激烈。据文献记载，养父担任指导员的特务连为掩护十七团撤退而全部牺牲。其实养父没有牺牲是受了重伤，我养父口述的情况是这样的：

    “凌晨时分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我十七团的驻地，为了掩护全团转移，特务连受命阻击日军。待阻击任务完成后，特务连已身陷重围，此时只能往山上跑，按照惯例，冲锋时连长在前，撤退时指导员断后，因此我带领一个排断后，日本鬼子的机枪已经封锁了整个山坡，跑上去的基本都被打死了，我负责断后，后面的鬼子已经可以看清面孔了，一边扫射一边往上冲，就在此时一梭子打过来，我腿部中弹坐在了地上，通讯员过来要背我走，我说你赶快跑，我推他离开，他刚站起来就中了一枪，倒下的时候带着我连他一起滚到了山沟里。当我醒来的时候，已是夜晚，也不知道是啥点钟（没有表），那时是深秋时分，晚上很冷。大腿的伤口出血已经凝固，此时又冷又饿，发现已经牺牲的通讯员就在旁边，我用力把他拉了过来，解开了他身上的背包，把军被盖在了身上。又从通讯员身上摸出了烟袋，点着抽了一袋（这以后就开始抽烟了）。第二天白天天亮以后，看到日本鬼子从山梁的路上一队队通过，又熬了一夜。第三天白天看见农民开始回村了，我就开始大声喊叫，农民发现沟底有人，把村委主任赶来了，他认识我，一看是我，赶紧找了门板放下山坡，把我抬了上去，费了很大劲才把我从沟底拖了上来。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赶紧过黄河送往陕北后方医院”。

    这次负伤经过半年多的治疗才算好转，但是因为腿部留下残疾不能正常行走，从此养父不能再留在战斗部队了，就一直在后方部队，从事后勤和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