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不收费的私立学校
    一条看不见的秘密战线

    人生面对挫折，特别是面对足以摧毁一切的重大挫折时，大致会有这样的选择，要么悲观消沉，颓废自闭；要么弃旧改撤，另谋生路。崔贯一虽已出狱，但在政界已被处以“解除公职，永不录用”。这就意味着自己不仅一无所有了，而且前途渺茫。陷入人生低谷的他，从此完全可能颓废消沉，苟且偷生，碌碌无为；抑或远离政治，不问国是，安居田园和外出务工。这么多年，他舍生忘死，投身革命，已经连累了亲属，甚至让他们担惊受怕，东躲西藏，让他深感不安，这以后还能让他们这样付出吗？悲愤、焦灼之中的崔贯一，一面精心孝敬着年迈的母亲和孀嫂，一面苦苦思虑着何去何从，多种选择和去向，像幽灵一般在他内心和脑海里交织着、厮杀着。以致日日食之不甘，睡而不眠。人们见着，无不叹惜：崔贯一明显地消瘦了。

    然而，时过不久，崔贯一历经痛苦的抉择，毅然作出了一个几乎让所有的人们都没想到而自己却认为是最明智的决定——创建私立新式小学。

    不过，人们想想，他做出这样的抉择，其实势在必然，否则，他就不是崔贯一。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忧患意识与教育兴国志向早在他内心深深扎根，酷爱教育事业，且时常见着很多穷苦农民子女上不起学，深感劳苦大众没文化、素质低，直接制约着他们的觉醒和革命。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泾阳反动和旧恶势力企图谋害他，清除共产党，他如果甘心失败，就此罢休，就等于屈服了反动、旧恶势力。因此，他利用自己的优长选择办学育人，既可选聘革命同志来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后备力量，又可以学校为阵地，继续向反动和旧恶势力作斗争，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建校离不开家人支持，崔贯一家庭对他参加革命和办什么事，向来都很支持，可这次是为家庭增加很大的负担，家里肯不肯支持，崔贯一心里没有底。好在母亲和哥嫂依靠多年操劳、打拼，积聚了70多亩土地，土地是生存之基，有土地就有收获。哥哥积劳成疾刚过不惑之年就去世了，此后就全靠母亲和孀嫂操持，倒也年年食之有余。可自己失去了职业，不能接济家庭，现在倒要家里为自己付出，崔贯一心里感觉很不安。但他现在想成就新的事业，又迫切需要家里支持。于是某一天晚饭后，崔贯一坐在母亲面前说：“妈，我想跟您商量个事。”母亲说：“娃你有啥事，你说。”崔贯一说：“我想办一所私立学校。”母亲说：“好啊，你是该弄个正经事的。你一直搞教育，办学校你顺手。”崔贯一说：“我想办的是免费的学校，不收钱，专门收念不起书的穷人的孩子上学。”“哦，不收钱，这个想法大胆哩！”母亲沉默起来。

    崔贯一以为母亲要打退堂鼓，没想母亲抬起头来又说：“娃你办的是好事，妈支持你。咱钱不多，咱有土地，就靠这些土地来供养你办学吧。”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孀嫂也说：“贯一你认准的事，你就做吧。咱好好务弄庄稼，留下够吃够喝的，其余都交给你。”

    崔贯一鼻子一酸，双眼顿时汪满了泪水。“谢谢妈！谢谢嫂子！”他站直了身子说，然后向母亲和嫂子深深地鞠了一大躬。

    决心下定之后，崔贯一立即行动。先腾出自家5间草房，招收部分学生试办。然后一面设计出草图和方案，聘工将自己家里的转头和木材等建材搬来，在他家附近的人和村开工建校，一面到泾阳、三原、西安等地四处奔走募捐，筹集建校资金。建校资金约需3000元（银元），社会贤达人士慷慨解囊，捐资1100元。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听说后，也捐来50元。受捐后，资金仍缺口很大，崔贯一家里拿出全部积存，变卖了部分粮食和家产，凑足了全部费用。

    新式小学建成后，定名为“培英小学”， 学校占地面积10余亩，可招生员120名，教室、宿舍、办公室、花园、操场等设施齐全。一切就绪后，崔贯一赴西安，向省教育厅厅长李百龄汇报，李百龄欣然亲笔题写了校牌。

    当时，渭北、泾阳等地已有少量规模不等的私立学校，但都不过是做生意，目的只有一个——挣钱。所招学生几乎都是当地权贵、富人的子女。崔贯一办的小学不为挣钱，还倒贴钱，所招学生是清一色的贫苦工农的孩子。1934年春，学校正式面向社会公开招生，崔贯一公开宣称：“入学学生一律免费，教职工薪水和学生学杂费都由我崔贯一来出。”于是，十里八乡、远远近近的穷苦农民将自己失学的孩子带来报名。出人意料的是，首期学生收满后，呈现出一种奇异现象，学生年龄不仅参差不齐，而且悬殊很大，有七八岁，十来岁、十几岁，最大的甚至超过20岁。招生老师登记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将花名册呈送崔贯一，请示道：“崔校长，有一部分年龄过大的农民孩子也积极报名上学，咱收不收？”

    崔贯一浏览了花名册，抬起头来笑着说：“收。凡是愿意来的都收，不设年龄限制，他们家里穷，上不起学，耽误了，现在有机会上自己的学校了，应该给他们机会。”于是那些年龄大的也如愿入了学。崔贯一严格兑现承诺，不管有多困难，一直坚持未收任何学生一分钱。而且还腾出家里部分房子，供远道而来的学生免费住宿。三年后，崔贯一又筹资扩建了高级班，满足这些孩子升学需求。

    培英小学的创建，作为校长的崔贯一实际挑起了两副重担。表面上，培英小学与其他公立学校没什么不同，教授文化，启迪智慧，培养文化人才。然而崔贯一没有忘记自己是革命志士，为党工作仍然是自己的神圣职责。于是他利用学校便利和公开身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将离散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云集学校以教书做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一面继续以教学为平台，灌输革命思想，为革命培育后备人才；一面秘密吸纳师生和群众党员，发展壮大党组织。同年秋，崔贯一兼任云阳小学校长，他又协助党组织很快在云小发展师生党员，分别建立了教师和学生党支部，云小也便成了培育革命英才的摇篮和共产党人革命活动的据点。大革命失败后，遭到破坏的中共云阳支部、渭北工委、三原中心县委相继在培英小学恢复建立地下领导机关和秘密联络点，中心县委周芝轩、孙一君等党组织领导人来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秘密领导着泾阳、三原、临潼、高陵等县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连中共陕西省委也秘密进驻到培英小学。

    一所不收费的私立小学，实际成了一条看不见的秘密战线。这其实正是促使崔贯一创建学校的另一真实目的。

    两校特别是培英小学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革命者，学校每年向各级地下党组织和延安、边区、国共抗日军队输送一批优秀学生。学校办出了名气，也为以后的抗战胜利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朱德总司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都曾多次来校视察，直赞“培英小学办的好！”

    1935年，于右任第一次到云阳视察时，特意到培英小学参观。仔细查看和听取汇报后，于右任高兴地握着崔贯一的手说：“你的学校办的很好，什么最重要，培养人才最重要。你给云阳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你有没有什么难处，需要我帮忙？”

    崔贯一激动地说：“谢谢先生对晚辈的关怀，您几次叫我去做事，我都没去，我心里很不安。您还特意为我提了字，真是太感谢您了。”

    于右任说：“你做得对，人各有志，你认准了就坚决干到底，我很高兴，云阳出了你这个人，都很自豪，好好干下去。”

    崔贯一说：“我还想请您为我的学校写几个字。”

    于右任干脆地说：“好啊，这么好的学校，我当然愿意写。”思忖了片刻，便欣然挥毫写了“培育英才 振兴中华”八个大字。崔贯一将这副墨宝装裱后，一直挂在学校办公室。

    培英小学从1934年创办，到全国解放，整整办了16年。16年间，在培英小学读书的学生达2500余人，他们从培英小学毕业后，有的升学，有的直接奔赴各地参加革命，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军队高级将领和党政中、高级干部。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解放前夕，崔贯一调任中央军校三原分校工作，随即将这所培育了一代又一代革命人才而远近闻名的学校，无偿交由政府接管。同时崔贯一还将自己的70亩土地和家产捐赠给学校，用以维持学校所需费用。

    渭北党的领导人周芝轩及许多在培英小学任过教的共产党人，多年后都曾感叹地说：培英小学的功劳的确很大。因为它不是一所普通的私立学校，而实际上是党的活动基地和革命的摇篮。中国如果每个县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那么中国革命的力量就会壮大得多。

    使命，就是前进的动力
    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

    1936年12月12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西安事变”。

    处于特殊战略地位的云阳镇，也由此一下热闹起来，宛如“西安事变”一样，陡然引起世人所注目。

    中国共产党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军之邀，一面派出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共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一面命中国工农红军南下关中，进入渭北地区的泾阳、三原、高陵、富平等地集结，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讨伐军”的进攻，为国共西安谈判作强大后盾。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前敌指挥部，日夜兼程，于12月底进驻泾阳县之云阳镇。

    红军总部就设在云阳南门里大操场旁边的富商人家的文家大院，文家大院分正院、东院、西院，坐北向南，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总部领导人住正院后楼。东院是总部直属机关部队住所，西院为总部马厩。总部直属机关参谋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分别以代号“代江部”、“武昌部”、“衡阳部”对外工作。总部驻定后，红军部分主力部队陆续到达，云阳一下成了一座军城，云阳镇及所属各村全都住满了红军。人和村住着一个团，崔贯一将自己结婚不久的新房让出，给团长、政委居住。

    红军的到来，奏响了云阳革命运动的新乐章。云阳城乡到处张贴着陆定一用六字韵文撰写的十分顺口的《安民告示》，大意是：红军是人民子弟兵，是为团结抗战而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署名是张闻天、毛泽东、朱德。

    红军总部进驻后的次日夜里，崔贯一正欲去红军总部请求安排事宜，刚出门，正巧遇到一位头带礼帽，身穿长袍的中年人来培英小学找他。“崔校长，我们了解你。我叫张剑颖，是红军总部的联络员，今天我来是想请你帮我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取得联系”。看来，张剑颖不仅了解崔贯一的革命事迹，还知道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就秘密驻在培英小学。

    红军总部领导这么了解和信任自己，崔贯一激动地说：“欢迎，欢迎！”立即将张剑颖领到学校后面的窑洞里会见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周芝轩和孙一君。

    见到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张剑颖开门见山地介绍说：“红军进驻渭北的目的是策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希望地方党组织配合我们做好红军主力部队入驻云阳的准备工作。当前，最主要的是协助红军解决粮食给养问题。”

    周芝轩当即表示：“非常欢迎我们自己的队伍进驻云阳，协助解决部队给养，是我们地方党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崔校长是云阳人，对云阳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红军在云阳的有关群众工作，都可找崔贯一，由他出面组织办理和解决。先请崔校长说说云阳地区的情况。”

    崔贯一非常清楚，抗战之前，由于一直受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供给十分困难，此时又正值北方天寒地冻，随总部到达云阳的许多红军战士都还穿着单衣，光脚穿着草鞋，粮食也仅仅是每人自带的少许干粮。主力部队也一样困难，如不抓紧筹粮，红军就将断粮断炊。红军后勤人员着急，作为共产党员、当地革命活动骨干的他，也一样急得如火烧眉毛。此刻听了张剑颖和党组织这么交代后，他全面介绍了当地社情地情和农业生产、经济发展情况，然后坚定地表态：“红军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红军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有什么任务，有什么要求，请党组织和红军首长尽管吩咐，我会全力以赴支援。”之后，孙一君把住校的学生党员崔朝义、杨雨霖、鲁纪盛、马汉麒、郭仁旭等叫来与张剑颖见面，就张贴欢迎标语及其他欢迎活动做了安排。张剑颖写了“欢迎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等十多条标语内容，交给这些党员。

    张剑颖走后，崔贯一、周芝轩和孙一君领着学生们写标语，很晚才睡下。第二天下午，孙一君领着红军总部地方工作部王逸群部长来培英小学会见崔贯一，让崔贯一牵头成立云阳抗日救国会，并希望他担任会长，然后，他们一起研究了欢迎红军主力进驻和粮食供给等问题。

    崔贯一当即表示：“国难当头，成立抗日救国会非常必要。我建议先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欢迎红军，加强云阳人民对红军的认识，以利发动群众筹集军粮。”王部长欣然说：“这个意见很好，红军总部也有这个打算。”于是几人当即就召开欢迎大会的具体事宜进行了研究和协调，并确定崔贯一代表云阳群众在大会上讲话。会后，崔贯一按照研究的方案，又是起草讲话稿、设计议程，又是找社会各界协调沟通，又是安排布置会场，马不停蹄地展开准备工作。

    红军主力到达云阳的第三天，也就是农历冬月15日，欢迎红军大会在云阳镇城隍庙对面的戏园子举行。这天，社会各界和四里八乡的群众涌向云阳镇，庙前，人山人海，整个戏园子被挤得水泄不通。大会由张永禄主持，崔贯一任司仪。首先，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割地赔款，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民不聊生。我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立抗日联合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移驻云阳，就是为抗日做准备......”

    崔贯一以云阳抗日救国会主席的身份，代表云阳各界致欢迎词。他说：“红军是我们百姓自己的队伍，是保护群众利益，打击一切反动势力的队伍。短短几天，我们亲身感受到红军军纪严明，斗志旺盛，他们不侵害群众利益，买卖公平，秋毫不犯。不愧为文明之师，仁义之师。这样的队伍，我们一定会尽其所能，全力支持……”。他的讲话道出了云阳人民的心声，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王逸群部长代表红军讲话，他说：“……为团结抗日，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红军来到富有革命传统的云阳，受到云阳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我谨代表红军前敌指挥部和全体红军将士，对云阳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讲话程序完成后，红军官兵起立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参加大会的各校师生也合唱起《救亡进行曲》。

    晚上，东街戏园，汽灯高悬，锣鼓喧天。红军剧团演出精彩节目，数千群众前来观看。

    欢迎大会后不几天，云阳各界抗日救国会就成立了，崔贯一被一致推举为主任委员，云阳镇联保副主任张永禄为副主任委员。当天，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王逸群部长到会指导并讲话。崔贯一就抗日宣传、筹粮工作做具体安排。他开宗明义地说：“我们救国会现在有两大任务：一是抗日宣传，二是给红军筹粮。当前最紧迫的是筹粮。大家都看到了，红军刚进驻云阳，粮食很缺乏，他们吃的都是自己背的炒面。所以，给红军筹粮是当务之急，耽误不得。我看有必要立即成立一个筹粮委员会，以村为单位就地尽快筹粮，绝不能让红军将士饿饭。”

    大家都同意崔贯一的意见，随即成立了崔贯一为主任，张永禄为副主任的七人筹粮委员会。会后，抗日救国会动员云阳各界代表很快给红军送去了部分生活用品和猪、羊、蔬菜。然后筹粮委员会分头去各村庄组建筹粮小组，进行筹粮宣传动员，走访和召开大户坐谈会。明白了红军的困难和筹粮的意义，云阳百姓都愿意把粮食借给红军。于是，不仅大户踊跃响应，小户也都各尽所能，几十斤、几百斤、几千斤......快筹快运，一批批粮食很快送到了红军指定地点，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对群众拿出的粮食，各村筹粮小组都一一登记在册，转交红军后，红军也逐一打了收条。

    此后不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从西安给红军拨来大米和被服，用火车运抵三原火车站。崔贯一率筹粮委员们去各村动员数十辆大车，组成浩浩荡荡的运输队，将粮食和物资及时运回云阳，交由红军总部分配给各部队。

    在筹粮运动中，云阳地区传颂着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感人故事。这里仅撷取一二。

    ——云阳地区盛产小麦，这次筹集的粮食皆为小麦。而红军战士多数是南方人，如何加工食用成了问题。热情的驻地群众纷纷帮红军磨面，进厨房手把手教他们蒸馍、烙饼、擀面条。张杨二将军拨给红军的粮食是大米，红军用大米还了部分借粮户，怎奈很多云阳百姓几乎没吃过大米，更不会用大米来做饭，有人竟将干大米上锅蒸。于是红军战士当起师傅，手把手地教群众滔米蒸饭，处处呈现出军民一家亲的感人场面。

    ——枣阳村的刘老汉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儿子参加了运粮队时，将一袋大米拉回了家，被刘老汉臭骂一顿，当即陪儿子将大米送回红军营部，高营长一时为了难，便请崔贯一处理。崔贯一从自己家里拉来四斗小麦，请高营长收下大米，将四斗小麦以红军救济的名义送给刘老汉。部队换装后，高营长将自己换下来的棉衣送给衣衫单薄的刘老汉。感激涕零的刘老汉将棉衣翻过来，在里子上写上“红军给的”四个大字，然后反穿在身上到处“显摆”。红军总部的剧作家欧阳予倩得知这件事，立即采访了刘老汉，创作出独幕剧《红军给的》在街头演出。观看演出的群众，更加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红军主力云集云阳后不久，二方面军调往富平县庄里镇驻扎。鲜为人知的是，促使红军总部做出这一重大行动决策，竟与军外人士崔贯一有关。原来，红军主力到达，军粮供给压力加大，虽说有当地群众组织借粮，爱国将领张扬将军支援，但对于大部队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作为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王逸群部长，心里着实有些发愁。这天，王部长特意来到培英小学向崔贯一求援。不过，他这次来不是直接谈粮食。

    “崔校长，我有一事想请你帮忙，不知你最近可有时间？”王部长刚进门就对崔贯一客气地说。

    崔贯一边倒茶让坐，边干脆地回答：“有时间有时间，红军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只要用得上，尽管说。”

    王部长说：“我们红军总部首长想全面了解一下云阳周边各县的经济状况，因为比较急，一时又不便出去调查，你是在渭北长大的，又是知识分子、革命活动骨干，想必对渭北各县的情况比较清楚，我们想请你......”

    “噢，我明白，你是想让我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没问题，我熟悉，我系统梳理一下，过几天再向你汇报。”还没等王部长说完，崔贯一就满口答应。

    王部长高兴地连说：“这就好。这就好。看来我找对了人。”

    王部长起身告辞后，崔贯一立即整理资料，起草材料，一连几天，挑灯鏖战，三天后，就捧着一份沉甸甸的材料去见王逸群部长。王部长一看是介绍《渭北五县经济状况》的书面报告，便急切地浏览了涉及泾阳、三原、淳化、富平、高陵五县经济状况的材料内容，然后抬起头来欣然说：“太好了！你辛苦了！材料写的非常实，非常全面，我们要的就是这些情况。我会尽快提供给总部首长阅。”

    红军总部阅后，经过比较、筛选，不久就做出重大决策，将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一万多人调往粮源充裕的富平县庄里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