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制造的“周年纪念币”正面印着“还我河山”4个大字

　　家住昆明西坝新村的段灿霖老先生已73岁高龄，收藏一些稀罕物件是他多年来的爱好，特别是关于抗战的藏品。春城晚报发起“寻找我的抗战记忆”大型读者互动活动，段老先生把他的藏品翻了出来，其中5件藏品铭记着民族屈辱，也铭刻着不屈的抗争和呐喊，让我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还我河山” 明志抗战到底

　　清朝年间，钱局街上就有铸钱局。全民抗战爆发后，为保当时的中央造币厂、中央机器厂等国家重要的经济命脉不落入敌人之手，1940年，中央造币厂在昆明钱局街设立分厂，制造铜、镍辅币，以及维持经济运转的银锭子。从1941年起，昆明分厂专造各种面值的镍币，直至1942年。

　　段灿霖说：“当年，我父亲就在造币厂工作。工作很辛苦，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有一次组织材料时不小心把‘紫铜’写成‘柴铜’，差点丢了饭碗。”

　　1941年元旦，段灿霖的父亲所在的昆明分厂发行了一枚“周年纪念币”，纪念币正面“还我河山”4个大字，正是当年中华大地上最强有力的呐喊。如今造币厂建筑已荡然无存。

　　“支那事变” 日军侵略铁证

　　段老先生慢慢拿起一枚纪念章说，这是一枚日本陆军所谓的“支那事变纪念章”，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为激励士气赶制的，分为陆军版和海军版，存世量较少。

　　正面是一名全副武装、张牙舞爪的高浮雕的日本陆军，头戴钢盔，手持“三八大盖”，身背各种行军用品，日军前面有高山、白云，硝烟弥漫，日军后面是一棵已经秀穗的高粱（日军侵占我东三省，秀穗的高粱寓意东北），一位身背大刀的中国抗日将士倒在地上，钢盔、大刀片的装束与“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驻守宛平县城的29军战士一致。

　　背面上方高浮雕一架重型轰炸机，下方是华北地形图，可以看出长城和平绥、平汉两条铁路线，通过放大镜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城沿线天津、北平、沧州、张家口、大同等，铁路沿线上分布着诸多小型炸弹正在爆炸的图案，周边用8颗重型炸弹围成圆形。还刻有“支那事变记念”和“昭和十二年”字样（“支那”是日本对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的蔑称，反之，我们亦称日本为倭、称日军为鬼子），昭和是日本裕仁天皇年号，即公元十二年是1937年。残留的纪念章警示我们勿忘国耻，发奋图强。这枚纪念章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

　　“国势调查” 揭露殖民恶行

　　段灿霖还藏有一枚1940年的“国势调查”证章。段灿霖在网上找到了证章上一个纪念碑图案的原型——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

　　“国势调查”证章正面刻着“国势调查”、“昭和十五年”，背面则印着“关东厅颁”、“1940”字样。所谓“国势调查”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进行的大规模的特务活动，以掌握全东北人民的思想动态和反抗斗争，其调查内容包括姓名、年龄、性别、籍贯、信仰、财产、土地等，其中宗教信仰被作为一项重点内容。“国势调查”结束，日本侵略者掌握了伪满洲国“国民”的全部详细情况，为奖励参与此项工作的官吏，特颁发“国势调查”纪念章。可见，日本侵略者为达到罪恶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军用手票” 榨取国民血汗

　　一张“军用手票”，由所谓“大日本帝国内阁印刷局制造”，面值五十钱。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实施“以战养战”战略，搜刮民脂民膏，滥印军票维持庞大军费开支，支配占领地经济的一种手段。1939年6月发行的丁号票，用龙、凤为主要票面图案，共7种面额，票面印所谓“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票背印有警示文字。丁号票全部没有印量编号，主要流通在我国华中地区，也被称为“鬼子票”。

　　日本疯狂发行军票，逼令占领地居民兑换军票作为货币，由于军票发行时不会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所，所以军票不能兑换日元，日本以“鬼子票”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上海的米价在1941年12月每石238元，1945年上涨到150万元，上涨了6300倍，战前买一头牛的法币到1948年还买不到一根火柴。

　　“鬼子票”是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掠夺中国的又一铁证。

　　特殊邮票 台湾回归祖国

　　还有一套特殊的邮票——所谓“大日本帝国邮便”，票面上还加盖了“中华民国台湾省”字样。1895年，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这枚邮票是日本在台湾发行的。1945年，日本即将战败前夕，专门为台湾发行了一套邮票，这套邮票共有9枚，但只发行了3、5、10钱3种，日本就投降了，其余6枚并未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