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年10月，彭儒（前排左二）与子女合影。

▲ 1969年10月，陈正人与彭儒合影。受访者供图

    井冈山的暮春时节，红杜鹃漫山遍野，站在山岗上眺望，连绵的花海裹挟着松涛奔涌而来，让人心潮澎湃。对于陈正人、彭儒之子陈洪生来说，井冈山的红杜鹃有着非凡的意义，那是永不凋零的红色足迹。

    “父母与井冈山有着深厚的缘分，父亲曾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母亲则在井冈山参加了朱毛会师。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父母始终为坚守理想信念而奋斗，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陈洪生的心中，父母是矢志不渝的革命者，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

    从碕石村走出的井冈山女红军

    1913年，彭儒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碕石村一户乡绅家庭，父亲彭镇岳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开明绅士。13岁时，彭儒前往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求学期间，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她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小时候看到穷人受苦受累，吃不饱，穿不暖，我很同情。后来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觉得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最光明的社会，我要为之奋斗。”

    “带着崇高而坚定的革命信念与理想，母亲和167名碕石村儿女一起，跟着朱德转战千里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四军最早的女战士之一。”陈洪生说。

    1929年，井冈山失守，彼时的彭儒怀着身孕，身体虚弱不堪，但为了革命信仰，彭儒和陈正人夫妻俩忍饥挨饿，在深山里与敌伪顽强斗争四十余日。野菜充饥、草棚栖身，凛冽的寒风让他们双脚冻得红肿开裂。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未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最让彭儒难忘的是一碗盐开水的故事。

    当时，彭儒已经多日没有补充盐分。有一天在老表家，一位老婆婆端来一碗盐开水说：“这是红军分给我的盐，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有盐同咸，没盐同淡’。”彭儒颤抖着双手接过这碗承载着百姓深情的盐开水，泪水夺眶而出。

    “一碗盐开水不仅是父母革命生涯的珍贵回忆，更见证了军民之间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陈洪生说。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彭儒初心如磐，一直将对人民的深情化作前行的动力。

    1956年国家农垦部成立，彭儒任政治部副主任、人事宣教局副局长。由于机构新成立，人员少，工作相当繁忙，她经常到北大荒、海南岛等垦区调研并参加体力劳动，累到生病住院。

    从烽火连天的井冈山岁月到农垦部挑大梁，再到投身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彭儒始终用坚定的信念、无私的奉献，书写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骨和精神。

    井冈烽火的革命伴侣

    巍巍井冈，不仅是彭儒革命理想的发源地，更是她与爱人陈正人相识相知的地方。

    1925年入党的陈正人，1927年参与领导万安暴动，次年2月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任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65年，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一口气数出了当年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当时仍在党、政、军领导岗位的12位同志，其中就有陈正人和彭儒二人。

    爱情的种子在战火中悄然萌芽。陈正人用一封文言文情书叩开彭儒的心扉，那句“愿与您结为‘秦晋之好’”，让不解其意的彭儒在贺子珍、吴仲廉的帮助下才读懂深情。当年，两位战友还帮她起草回信，是革命理想为这段感情注入了纯粹而坚定的力量。

    1928年秋，在吴仲廉、贺子珍的促成下，彭儒与陈正人在井冈山的茨坪结婚。婚礼简单至极，没有新房、没有喜宴，甚至没有一床新被子。“婚后第三天，父亲就带着队伍去执行任务，母亲则在前线做宣传。”陈洪生谈道，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虽然父母经历了四次孩子寄养、多次生死离别，但他们的感情始终如一。

    “父亲任建工部部长时，坚持住在天花板石灰剥落的旧房子里，拒绝翻修，母亲始终默默支持；父亲每年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母亲便将家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陈洪生说，父亲一个眼神，母亲就知道他要做什么；母亲一个动作，父亲也能立刻明白心意。这份无须言说的默契，是岁月沉淀的深厚感情。

    在陈洪生看来，战场上并肩作战，工作中相互理解，生活里彼此扶持，父母的默契早已融入岁月的每一寸时光，更为后辈树立了风雨同舟、责任担当、互敬互爱的家庭观。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从战争年代的信仰淬炼，到新中国建设征程上的披荆斩棘，陈正人与彭儒这对革命伉俪用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子女的精神世界。

    在陈洪生的记忆里，母亲彭儒心中永远装着他人：工作中优先考虑同志战友，家庭里牵挂丈夫照顾儿女，好吃的总留给孩子，剩饭剩菜从不浪费，打补丁的衣服穿到不能再穿。

    “父母工资不高，家里生活有时拮据，但遇到自然灾害或亲友困难，母亲仍会慷慨解囊。”陈洪生说，彭儒离休后支援灾区、赞助希望工程、接济亲朋累计支出33万余元，弥留之际，还嘱托子女代交最后一次党费。

    “去世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不添麻烦；用积蓄交最后一次党费；若有需要，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彭儒的遗嘱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

    每当想起遗嘱上的内容，陈洪生总是热泪盈眶。“母亲把爱献给了祖国，献给了党，献给了普天下的劳苦大众。”

    陈正人对子女的教育同样严苛而深远。在生活上，他要求子女艰苦朴素，与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绝不能搞特殊化。

    “在共产党员的字典里，不应该有‘特权’的字眼，作为干部子弟，更不应该搞特殊。”陈正人坚持让孩子们吃大灶，绝不允许私用公家车。

    有一次，大儿子瑞生未经允许想搭父亲的便车，被陈正人严厉批评：“你坐这个车没有好处，容易滋长特殊化思想。这是公家的车，不是私人的。”

    在学习和工作上，陈正人常对子女说：“不是爸妈养活了你们，而是人民群众养活了你们。当你们走上工作岗位时，如果还想依靠父母，那就是寄生虫。我希望你们都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事，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大女儿春生、大儿子瑞生长征前被父母寄养在老乡家，新中国成立后才找回，由于当时条件艰苦，二人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在陈正人的鼓励下，春生、瑞生刻苦学习，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他们毕业时，陈正人欣然题词“有志者事竟成”。儿子迪生因特殊年代被分到条件简陋的小厂，父亲鼓励他说：“你们生产的千分尺是重要量具，以前进口要用一吨黄豆才能换，所以你要奋发图强努力干。”此后迪生在小厂奋斗12年，从二级工做到副厂长。

    “父亲还要求我们多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每逢节假日，父母总会给儿女们讲革命故事和国内外形势，这成了家里的惯例。在父母的严格教育下，兄弟姐妹六人相继入团、入党，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陈洪生说，他曾响应国家号召赴山西、湖北插队，基层经历磨砺了他吃苦耐劳的意志。

    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后来在保利集团工作，陈洪生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以父母为榜样。

    “我时常怀有感恩之心，因为我深知人生中取得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党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陈洪生谈道，父母的品格同样影响着兄弟姐妹。

    陈洪生介绍，大姐春生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军，后任天津图书馆副馆长；大哥瑞生2024年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二姐宜生全力推动家乡建设，在高铁设站、纪念馆建设、扶贫及莽山水库项目等方面贡献突出；二哥迪生助力老区建设，退休后获评优秀共产党员；三姐延生多次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优秀党支部书记，1987年入选全军妇女百名先进个人。

    “成为父亲后，我更懂传承的责任。”陈洪生常带着子女重走井冈山、宜章的革命道路，“要让他们记住，幸福生活是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色基因必须代代相传。”

    如今，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千千万万如陈正人、彭儒般的革命先辈虽已远去，但其精神如璀璨星辰，永远照亮后人的征程。正如陈洪生所言：“我们每个人都应做无愧于时代的人，为祖国强盛、人民安康贡献力量，这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