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党的早期领袖，时年28岁。1935年2月24日，他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被俘。在近4个月的囚禁中，敌人轮番威逼利诱，面对生死抉择，他泰然处之，一句“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展现出高尚的人格和坚定的信仰。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公园从容就义，时年36岁。他的一生短暂而又伟大，理想和信仰是他砥砺前行的灯塔。

    “青年时期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瞿秋白说：“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母亲为负债所困，感到无路可走而寻了短见。父亲去济南投奔朋友。弟妹们也各自离散，天各一方。1916年12月，瞿秋白来到武汉，投奔堂兄瞿纯白。不久，又随堂兄来到北京，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可北大的学费高昂，他只得去报考不收学费的俄文专修馆。

    五四运动爆发时，瞿秋白毫不犹豫投身其中成为积极分子，并因此两次被捕入狱。监狱的恶劣条件，使他吐血不止而患上了肺病，成为伴随他一生的痼疾。在俄文专修馆的学习，使他的俄文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借助词典阅读和写作，于是，他很想向中国读者介绍俄罗斯文学。1919年9月15日，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在《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发表，这是他翻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招聘驻外记者，瞿秋白应聘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次年1月25日，他历尽艰辛到达莫斯科，在这里广泛地采访各界人士，向国内发回报道、通讯和政论文章。除此之外，他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也是从这时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都比较有兴趣”。

    1922年2月，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坦言：“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多余人心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2、53页）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时，陈独秀出席了会议，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

◆瞿秋白编辑的《鲁迅杂感选集》，精挑了鲁迅不同时期的杂文75篇，并撰写了长篇序言，高度赞颂其杂文的社会价值和深刻内涵。

    会后，瞿秋白随陈独秀回国。1923年初夏，瞿秋白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还参与编辑《向导》，并担任上海大学学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0月初，赴广州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宣传部。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在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举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时年28岁。

    但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解除了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瞿秋白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开始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文化工作上。他时常化装去城隍庙听民间艺人的说唱，创作说唱剧本《东洋人出兵》等。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召开时，他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被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性文件，后又由此修改成《新中国文字草案》。

    瞿秋白和上海文化界交往广泛，与茅盾、冯雪峰、田汉等常来往。通过他们与鲁迅建立了联系，开始书信来往。瞿秋白给鲁迅的信中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鲁迅回信瞿秋白以“敬爱的同志”（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相称。鲁迅看他居无定所经常搬家，便帮助他搬入了东照里。这里与鲁迅的居处只隔一条街，他们得以经常见面。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说：“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同上，第394页）

    这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对于瞿秋白来说非常珍贵，他因此创作了多篇杂文，其中几篇是与鲁迅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回忆说：“这些文章大多由瞿秋白执笔写出。他下笔极迅速，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盈盈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9页）瞿秋白是国民党当局重金悬赏的共产党要犯，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从1932年11月下旬到1933年9月，鲁迅四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保证了他的安全。

    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通知瞿秋白去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他对此很兴奋，杨之华看到“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缕缕青烟缓缓的升腾，好像带着他的心飞向远方”。和茅盾、鲁迅话别后，他便启程了，那是1934年1月7日深夜，那一夜，离别的情景永远地定格在杨之华的脑海里，“快到弄堂口，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显得昏黄暗淡的路灯下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6页）这一走，瞿秋白告别了生命中曾经相依相伴将近8年的上海和这里的亲友。

    化名林琪祥，编造假履历以求脱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身患肺病的瞿秋白被留了下来，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主力红军撤离后，国民党以十万大军，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发起“全面清剿”，手段极端严酷，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包干责任的“划区清剿”。

    留守同志的生活成了最大的问题，粮食短缺，食油匮乏，食盐奇缺。为了隐蔽自己，夜晚不能生火，白天不能冒烟。敌人把山上的树木烧光伐尽，他们只能掩蔽在山洞里。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如此极端艰苦的条件，瞿秋白的肺病发作了，四肢乏力，气息急促，胸部疼痛犹如针扎刀割。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送瞿秋白转道香港去上海治病。

    与瞿秋白一同转移的还有何叔衡、邓子恢和项英的妻子张亮等。他们于1935年2月11日启程，走了六七天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在这里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并经他的安排于2月20日继续上路。万永诚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专门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负责途中的安全。何叔衡年过半百，行动缓慢；张亮怀有身孕，且又是小脚；病弱的瞿秋白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每走一步都是气喘吁吁。经过四天的昼伏夜行，他们终于安全地渡过汀江，于2月24日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

◆瞿秋白在这间小屋内被囚禁了41天。坐在简陋的木桌前，借着窗外微弱的天光，身陷囹圄的瞿秋白，写下许多荡气回肠的狱中诗。

    当他们到达水口镇时，一个个已是精疲力竭饥肠辘辘了。他们决定在这里补充一下体能，开灶煮饭填饱肚子，然后再出发。他们哪里知道这里是地主武装保安14团的游击区，团长是臭名昭著的地头蛇钟绍葵。驻守水口的是这个团的2营，营长是李玉。

    这天早晨，李玉得到情报说水口镇发现有小股红军。查明实情后，李玉立即率保安团向水口镇扑来。护送瞿秋白等人的负责人叫丁头牌，邓子恢在与他接触中觉得此人吹牛撒谎，华而不实，一旦出现危险，他是肯定靠不住的。

    果然如此，枪声一响，丁头牌掉头就跑，不见了踪影。邓子恢组织大家突围，激战了近2个小时，还是冲不出敌人的包围圈。何叔衡跑不动了，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当邓子恢上前夺枪时，何叔衡手中的枪响并应声掉入了悬崖。瞿秋白也被敌人追得筋疲力尽，况且他还是个病人。邓子恢回忆说：“我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是走不动了，你快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无奈，我冲出包围到山下河边，见到有几位战士也冲出来，其中持机枪的战士也冲出来，我就把仅剩下的几个战士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离开了长汀，向闽西走去。”

    保安团的两名士兵在半山坡的灌木丛中俘获了瞿秋白等。敌人把瞿秋白押回到水口镇，李玉严刑逼供，瞿秋白坚称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是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再后来又入医学院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为红军所俘，又被送往瑞金而当了红军的医生、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离开瑞金后被留了下来。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但在上杭露潭又被发现，当夜被押回，准备天明再走，没想到被你们俘虏了。

    李玉向钟绍葵报告说，这个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和黄金，护送人员多数都配有驳壳枪。钟绍葵据此判断林琪祥绝非等闲之辈，当晚，钟绍葵突击审问，可得到的回答和李玉审问时所得到的一样。3月9日，他们让瞿秋白写一个“笔供”。瞿秋白所写的“笔供”和口供完全吻合。敌人找不到什么把柄，便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是真的，可以取保释放。”

    “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

    瞿秋白于长汀被俘的第3天即被押解到上杭县监狱，钟绍葵在这里连续几天刑讯逼供，瞿秋白依然坚持3月9日“笔供”内容，敌人也似信非信了，他们告诉瞿秋白，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在当地找一个铺保，即可予以释放。瞿秋白立即给鲁迅和周建人写信，给周建人的信实际是让转交予杨之华，信封的背面盖有长方形的蓝色印章，表明这封信是经过了狱方的检查。信中说监狱很冷，食物极少，衣服单薄，挨饿受冻。狱方告知，如有殷实的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可以释放出狱。

    给鲁迅的信写的比较详细，信中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军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2页）

    鲁迅接信后陷入沉思，他知道瞿秋白编的这个履历，是在与他统一取保核实的口径，他更知道像瞿秋白这样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如果真相暴露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现在就要争分夺秒地设法予以营救。鲁迅把瞿秋白的信也交给了杨之华，并由邮局汇去五十元。杨之华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一个旅馆老板作铺保。

    瞿秋白的身份还是暴露了，鲁迅情急之下想到了他的两个绍兴同乡、老友许寿棠、蔡元培。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许寿棠是蔡元培的秘书，许寿棠受鲁迅之托找蔡元培说情。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曾提出像瞿秋白这样的文学天才，在中国不可多得，可否考虑从轻处理，可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反对，蒋介石也否定了蔡元培的意见。

    那么，究竟是谁出卖了瞿秋白呢？瞿秋白曾因事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当时万的妻子徐氏在场并因此而认识了瞿秋白。4月10日，徐氏被国民党军俘获，经不住恫吓和拷打，徐氏供出在水口被俘的是瞿秋白等人。同时，被俘的长汀县苏维埃主席也供出瞿秋白先他而被俘。

◆瞿秋白

    在上杭监狱关押的瞿秋白身体越来越差，4月15日他给监狱方写了个呈文，说自己本来“身体孱弱，积年肺病……狱中困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惫，手足无力，头晕目眩，时发潮热，秽气熏蒸，似饥似饱，似此久羁不决，势将瘐毙”。（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4页）呈文重述了先前编排的履历，提出“久羁不决，势将瘐毙”，就是在催促敌人早点开释。他说遣回江苏原籍，或在上杭担任教员、文书等职都行，决不私自遁走，保证随叫随到。此时，瞿秋白哪里知道因徐氏的招供，敌人已经开始怀疑他的身份，正在寻找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证据，他又怎么能够出狱呢？

    钟绍葵派了几名士兵于4月25日将瞿秋白解离上杭往长汀，水陆兼道，天气变幻莫测，时晴时雨，风雨兼程。病弱的瞿秋白行走得很艰难，一直到5月9日才抵达长汀，被拘押在设于长汀中学的国民党军36师师部。第2天，钟绍葵与36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等共同突击审讯瞿秋白。一问一答，瞿秋白仍是如前所述的林琪祥的履历。

    吴淞涛突然沉寂了，背着手，一遍一遍地踱着步，端详着瞿秋白，猛地大声喝道：“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听过你的讲演，你不要冒混了吧！”瞿秋白淡定从容地说：“你们搞错了吧，我就是林琪祥呀！”吴淞涛大喝一声：“来人！”一个人走了进来，指了指瞿秋白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们说来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以核对。”这个人叫郑大鹏，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说来还是瞿秋白的部下。

    瞿秋白知道隐瞒不住了，坦然一笑，对着得意洋洋的吴淞涛等人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担保，我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瞿秋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4页）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敌人用尽办法，都不能从瞿秋白的口中得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5月22日，国民党中统派王杰夫、陈建中前来与瞿秋白“谈话”。王杰夫是中统训练科科长，陈建中是中共叛徒，叛党后因“表现突出”而任中统行动科干事。临行前，陈立夫召见了王杰夫，对他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

    王、陈二人在途经福州、厦门时，又让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同行。他们商定了一个劝降的方案，就是以亲情、以中共叛徒受到优待重用的例子来攻心。他们于6月13日到达长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瞿秋白的所谓“谈话”进行了多次。

◆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就位于他在刑场就义的地方。

    第一天，王杰夫假仁假义地对瞿秋白说：“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的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瞿秋白笑了笑回答：“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戚友代劳。”

    “谈话”进行了好几天，瞿秋白不为所动，于是，王杰夫又装出一副爱惜人才的样子，说：“朋友、亲属关心你，党国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哪料到同你谈了好几天，你依然无动于衷呢？”瞿秋白知道他们的所谓关心是有附加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背叛初心，背叛信仰，他必须义正词严地予以回击，他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我的妻子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谈不下去了，王杰夫换了一个话题，皮笑肉不笑地对瞿秋白说：“我有一个假设，假设瞿先生不幸牺牲了，你瞿先生是否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呢？”瞿秋白看穿王杰夫意在讥讽，搬弄是非，便回应道：“我死则死耳，你何必谈什么追悼会？！”谈话中，陈建中也不时的插话发问，瞿秋白连正眼都不看这个叛徒，不屑于他的问话。

    在离开长汀的前一天，他们又去见瞿秋白，说是最后一次“谈话”。这一次，王杰夫说话不兜兜转转了，一开口就直奔主题，说：“瞿先生，我们决定明天离开长汀回南京了。你可不可以在我们走之前，最后表示你的真正的态度。”什么是“真正的态度”，瞿秋白十分清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

    王杰夫想了想，又说道：“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作公开的反共工作。你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化名做翻译工作，保证你不作公开反共。”怕瞿秋白不相信又举例说：“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瞿秋白知道他们已是黔驴技穷，没有新招数了。当听到顾顺章的名字时，瞿秋白嗤之以鼻，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以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一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其实早在6月2日，蒋介石就从武昌行营发来密令，即在长汀“就地枪决，照相呈验”。只是因为中统陈立夫遣人劝降才延迟了时间。6月17日夜，36师参谋长向贤矩来到瞿秋白的囚室，向他宣布明日执行的处决令，令向贤矩百思不解的是，瞿秋白的神态心境竟然同平日无异，沉静、安详，毫无惧色。

    第二天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早餐后，他身着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上一支香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吟读着，并手持毛笔饱蘸浓墨，书成唐诗集句：“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一幕为获准前来采写新闻的《大公报》记者所见，他写道：“书毕，行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眠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逝人世矣！”（《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