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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周总理对工作人员照顾对亲属严格——原西花厅工作人员张永池的回忆
2021-01-08 09:45:46
作者: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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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5月6日周秉宜采访与对话

    张永池:原北京市公用局离休干部,1949年6月至1958年4月在西花厅工作。

    张永池:我1931年出生在东北吉林,老家是山东,父亲闯关东过来的。

    1946年我15岁参军,1947年秋天调到东北局行政委员会工作。1948年9月有许多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等集中在哈尔滨,准备去北平参加筹备新政协,东北局组织了一个班子负责保卫和接待他们,我参加了这项工作。1949年1月,我们把民主人士护送到北京,安排他们住进了北京饭店。不久,总理召见民主党派的人士商量筹备新政协,我又被派去布置会场和照顾总理。1949年6月,成元功(周恩来的卫士长)把我调进了中南海为总理服务,先做内勤。不久,张树迎、韩福裕也来了,张树迎原来在警卫班工作。还有冯佛成,他一直跟着你七妈(邓颖超)。那时总理正忙于建国的筹备工作,频繁来往于中南海丰泽园和香山,我就跟着总理两边跑。

    十月一日建国后毛主席进城也住在了丰泽园。丰泽园前后两个院子,主席和总理各住一个院子,但厨房和卫生间还是合用一个。我去给总理打饭时,总要经过主席的办公室,常看见他在办公、写文章。

    当时住在丰泽园的小孩,有娇娇(李敏)、李纳、叶子龙的孩子、汪东兴的、杨尚昆的孩子,他们全住一个大屋子。秉德和你七妈住,她上中学了,一个星期回来一次。你们家孩子,秉德是先来的,她刚来时衣服带的少,你七妈让成元功和我陪她去东安市场买衣服。你七妈不让用她的小汽车送我们,我们是走着去的。我们给秉德买了一身衣服,还买了洗漱用品。后来有一次秉德生病了,发烧,你七妈说赶快送医院,是老纪(邓颖超的司机纪书林)送的,就用了那么一次车。我对秉德当时的印象是个朴素的中学生,人长得也漂亮。1953年我学文化时,秉德还送了我一本小字典,现在我还保存着。

    第二个来的是秉钧,来了以后送他上的八一小学。八一小学开始设在府右街的李阁佬胡同,秉钧上小学一年级,一个月回家一次,我们几个同志轮流去接他。那时我们三组已经领了两辆飞利浦自行车,属于公车,谁有事谁用。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去李阁佬胡同接秉钧,小学生们都在宿舍里等着,我一叫秉钧,他看到我特别高兴,立刻跑出来了。我骑车把他放在前座或者放在后座上,我们一边走一边聊。我那时年轻,平时在院子里忙,不能出去,接你们就能出去转转,觉得也挺好。秉钧回来后就自己去大食堂吃饭了,由成元功给他发饭票。

    周秉宜:大概是1998年,有一次我去天津参加纪念周总理的活动,遇见了一个老同志。他告诉我他1950年代初曾在西花厅大门口站岗,那时总看见一个小男孩,光着头、穿着棉衣棉裤,手里拿着一个搪瓷饭碗从大门出来,去食堂吃饭,又朴素还规规矩矩的,有人告诉他说这是总理的侄子。

    张永池:1949年11月,总理搬到西花厅来办公。你伯伯和你七妈先过来,我在丰泽园留守,待了一个月,看东西,然后才过来。刚过来时,西花厅大门站岗的战士不认识我,还是成元功把我接进去的,他向站岗的战士介绍我说:“这是咱们里面搞内勤的张永池。”
你好像来的最晚,第一次见到你时已经是冬天了,是把你从幼儿园接回来的。

    周秉宜:我是在1949年的9月份,我父母带着我从天津乘火车来北京的。到北京后,我们先在丰泽园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父母就把我送到了万寿寺的军委保育院。进了保育院我就归七妈管了,不过那时七妈受中央委托已经到上海去了,她的任务是邀请宋庆龄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任务完成后她回到北京又生了病。所以我在保育院一住就是两个月。一直到11月,七妈为接待一个外国的妇女代表团,需要先到外宾参观的幼儿园、妇女街道工厂等单位去采点和了解情况,于是来到我们保育院,才见到了我。

    张永池:你小时候长的白白胖胖,见人就冲人笑一笑,也不说话,特别老实。有时在你七妈的办公室,有时在客厅或者卫士值班室,一个人坐着看画报,看小人书,文文静静的。

    周秉宜:我那时老跟在我七妈身后,但是她一般上午都还要上班,我就得从她办公室出来,自己上一边去看画报看小人书。我哥哥和晓枫(彭雪峰烈士之子)、东东(邓颖超的秘书陈楚平之子)他们都在前院玩。

    张永池:总理的工作生活很有秩序,每天的活动安排,几点开会、几点见外宾,秘书都会记在台历上,写的密密麻麻。

    卫士值班室的门永远开着,对面就是总理的办公室。你伯伯的办公室不让你们进,但是有时也会让你们进去催你伯伯吃饭。我们值班时,给总理打了饭回来,值班室专门备有一个大号的盛热水的碗,我把饭菜热在上面,等着总理出来吃饭,但是总理却不肯出来吃饭,催也催不出来,饭热了几次还都不行,你七妈只好搬救兵,就叫小孩子们去叫他。她总派你去,你那时特别小,胖乎乎的,扭扭的就进了办公室,进去后也不多说,只说:“伯伯吃饭了。”过去拉了他就走。你伯伯喜欢小孩子,所以你一拉他就出来了。

    周秉宜:我听粤生姐姐(孙炳文烈士之女孙新世)说过,伯伯在办公室办公,一坐就几个小时,谁叫也不出来。她曾看到七妈为此急的在客厅里来回转圈儿。看来安排小朋友进办公室“打扰”总理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张永池:总理工作忙起来常常几天连轴转。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总理要写政府工作报告,三天三夜没合眼,秘书们分三班倒陪着他。我当时年轻,还能盯一阵子。我看他太累,我说:熬点咖啡吧,他点点头,秘书在一旁说:多熬点。咖啡熬好了,总理喝一杯,秘书喝两杯。秘书们都熬不过他。

    周秉宜:我小学同学也对我回忆过一件事:这个同学的父亲抗美援朝时期在前线打仗。1951年夏天伯伯生病了,毛主席让他去大连养病,正好有几个志愿军的军长政委们在大连轮休,他们一见到总理立刻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向总理诉说前线一大堆困难。总理说:大家不要着急,坐下来一个一个说。结果他也没顾上休养,就开始白天晚上连番工作,帮助志愿军解决困难。志愿军派了8个年轻的参谋帮助总理工作,天天熬夜。最后把那几个参谋都给累趴下了,说谁也熬不过总理。

    张永池:你伯伯在办公室办公时,你们不能大声说话,有一次秉钧和东东在值班室聊天,说着说着声音就高了,我就提醒他们:别大声说话。

    周秉宜:我从上幼儿园起就知道:在西花厅后院不能大声说话,因为伯伯在办公或者在休息。记得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寒假,有一天上午我要做功课,先打开铅笔盒,那时的铅笔盒是铁皮的,只听“啪”的一声,铅笔盒盖翻在桌面上,把我吓了一跳,马上就想:“哎呀!千万别把伯伯吵醒!”当时我和我姐我哥我们仨住的东厢房离伯伯的卧室很近,我用的书桌是老式红木写字台,大理石桌面。你想铁皮碰上石头桌面是什么声音,哎呀吓坏我了。那是1952年冬天的事,那时西花厅还有几件过去民国北平政府留下的家俱,后来没过多久,那张红木写字台还有几只红木园凳就上交国务院管理局了。

    张永池:总理工作太忙,对你们小孩说话不多,有时他出来散步看到你们在前院玩,就过去和你们说几句话,摸摸你们的头。他从不对你们发脾气,你们表现的也好,老老实实的,不爱哭不爱闹,也不到处乱跑。当然你七妈也不让你们乱跑,她对你门管的严,除了去大食堂吃饭,她是不让你们随便离开西花厅大院的。后来你们大一些了,允许你们去游泳了,也要看哪个叔叔有空带你们去。

    周秉宜:我记得马列叔叔(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带我哥哥去过中南海游泳池。我是由我大姐带着我去过一次,后来上学以后,阿米姐(邓颖超秘书张元之女肖远音)也带我去过游泳池。我耳朵怕进水,一进水就得了中耳炎,还是七妈拿了伯伯用的消炎药给我治好了。以后就不敢去游泳了。

    张永池:刚解放时,你家住在东城区的遂安伯胡同。我跟着总理去过一次,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周秉宜:我们家住的那房子是伯伯的南开同学陈颂言伯伯的房子,恐怕伯伯主要是去看陈伯伯去了,陈伯伯当时是华北钢铁局的总工。

    张永池:你爸住的是两间小平房,他身体不好,你妈妈是老师,我印象她是在中学教俄文。那时你家比较困难,孩子多,你们姊妹的生活费用都是你伯伯你七妈给出的。穿的衣服也是他们给买。

    周秉宜:是这样,记得我要上小学了,七妈带着我和我二哥去王府井,在一个卖打折童装的排挡上,她给我们俩一人挑了一件带彩色条纹的毛衣。不过我印象她只给我们买过这一次,因为当时她和伯伯的津贴费也不高,而我们八一小学实行供给制,公家给学生们发衣服和鞋子,不过不发毛衣。

    张永池:1953年国务院改为薪金制,你伯伯一改薪金制就立刻给你们交学费。当时成元功掌握钱,你伯伯七妈他们的工资都是由成元功去领并负责掌握收支。当然照顾你们家里的大小事情还是由你七妈负责。

    你爸常去西花厅,自己去,有时能见到你伯伯,有时见不到,只有你七妈在。有几次我看到你伯伯和你爸爸谈话,你伯伯对他说:“你身体不好,总不能去上班,就退了吧。”是我进客厅给你爸倒水时听到的。那还是1958年以前的事,1958年4月我就离开西花厅了。

    周秉宜:伯伯总觉得我爸一生病就不能上班,那就不应该还拿着国家的工资,可我爸觉得家里这么多人要生活,他心里有压力,伯伯就说:“你身体不好,我养活你。”后来在伯伯的一再催促下,爸还不到60岁就退休了。

    张永池:你七妈对你爸很照顾,你爸每次去,她又给钱又给东西,什么水果啊,补品啊。还说:“都拿走,都拿走。”有些补品是朋友送他们的,那时你七妈身体很不好。象宋庆龄、何香凝他们送的人参啊,龟苓膏,阿胶什么的。总理身体好,他是不吃补品的。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那时每年总理都要找一天,把你们周家在北京的亲戚召集到西花厅来,有十几口子人,一是和他们见见面,另一个是听大家的汇报,检查一下大家的工作情况、思想情况,看有没有人利用他的名义去搞特殊化。去的时候只有一杯水,不管饭。会面完了就各自回家去吃饭,见面就在前客厅。我有时听一会儿,有时不听。这种见面没有你们小孩子参加。

    还有一次他在紫光阁接见香港电影代表团夏梦等人,总理对夏梦讲:“我是封建官僚家庭出身,家中的兄弟们也是各走各的路。”我感觉他对周家亲属要求还是很严的。

    周秉宜:我们长大以后,伯伯也是一再强调说:周家子侄要背叛封建家庭,要向劳动人民学习,要做去工人,做农民,要去当兵。哎呀,标准太高了。

    张永池:总理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当自家人,他从不骂人,即使发脾气也不骂人,就是给你讲道理,他也从来不整人,我们在他面前都是无拘无束的。

    总理平时吃饭很简单,一荤一素一汤。他爱吃豌豆扁豆,他最拿手做狮子头,有一次过春节,他亲自下厨房做狮子头招待我们工作人员。他说:“平时都是你们为我服务,今天我来为你们服务。”

    总理吃饭时掉米粒都要捡起来吃,他还向我们念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知道他总要吃掉在桌上的米粒,就总是把桌子擦的干干净净。还有,他吃剩的菜,如果是比较好的菜,鱼呀肉呀什么,我们都给他留下来,下顿热热再给他吃,一般的菜我们就给吃了。只要吃了,没浪费就行,谁吃都行,你伯伯人很实在。

    周秉宜:说起“锄禾日当午”那首唐诗,我也是跟伯伯学的,那还是在我上幼儿园时候呢。不过他就教过这一首,后来就再没教过了。

    张永池:总理从外地工作回来或者从国外回来,我们去机场接他,他和接他的领导们一一握手,也和我们握手,很平等。

    记得1955年,有一次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送了总理十几盒雪茄烟。一般来说如果外宾送的是贵重的礼品,就要上交外交部。如果是水果等消耗品,退还给外宾也不礼貌,就留下来分给大家吃了。那几盒雪茄烟放在客厅桌子上谁抽谁拿,还送给了陈老总几盒。张树迎抽烟,他拿了一支,我不会抽烟也跟着起哄,也拿了一支来学着抽。让总理看见了,说我:“小孩子不学好。”我立刻把雪茄烟放下了。以后我也再没学抽烟,一直到现在,我不抽烟还得感谢总理。

    那些年常有地方的剧团来北京汇演,他们一般先有一场给领导人看的汇报演出,希望得到首长们的审查指导,地点大多在怀仁堂。我们工作人员的家属也能去看,总理说:“剧场别空着那么多位子,那样对演员不尊重。”

    周秉宜:我那时的印象中,值班室桌子上放着的演出招待券是从来没有我的份儿的,七妈不让我拿招待券去看演出,当然她自己也从来不去,至于这些票都送给谁了,按西花厅的纪律,小孩子不允许瞎打听,所以我也不会去问,就一直以为这样的票都浪费了,怪可惜的。原来都给你们了。

    1959年人大会堂建成后,北京市每年春节在大会堂举办一个春节游园会,游园会的票好象也都送给了咱们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家属。如今想来,这也是伯伯七妈对大家一年来辛苦工作所表达的一点谢意吧。

    张永池:但总理管我们时该严格该批评还是抓的很紧的。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找人谈事,谈完之后他让我去找饭。按照他的规定每次在外面吃饭都要把账算清楚,要及时交费。那顿饭我记得是2块8毛钱,当时我忙着照顾总理,没来得及去结账,他上车以后问起来才知道我没交钱,就批评我,从北京饭店一直批评到西花厅。回去后我赶快又骑自行车去了一趟北京饭店,把账结了。

    还有一次,他让一个秘书替他参加一个招待会,这个秘书没有去,说他不愿意去吃饭。那次我看到总理发脾气了,他对这个秘书说:“我不是让你去吃饭,我是让你去了解情况。”

    我和赵行杰原来住在西花厅外院水榭南边的西平房。1956年我结婚,就搬到国务院西北门对面一个家属院去住了,那个小院住了咱们国务院好几个同志和他们的家属。第二年我生老大续平,我父母也从外地来到北京,家里人口多了,我的经济负担一下子加重不少,我也就不再去大食堂吃饭了,每天由我母亲或我爱人琚春英给我送饭。小琚是国棉一厂的工人,工作三班倒,只要她上夜班,中午就过来给我送饭。她一般会把饭送到西花厅大门口的传达室,我再去传达室取。有几次总理和大姐散步出来,在大门口看见小琚,总理总会对小琚说一句: “你辛苦了!” 大姐也跟着说一句:“工人最辛苦了。”我感觉总理和大姐对工人非常有感情。

    周秉宜:你说伯伯七妈对工人阶级有感情,我想起成元功叔叔也对我讲过,伯伯在外院散步看到打扫院子的工人,看到老周叔叔(花工周保林)总要上前去打个招呼。前院大坑里的蔬菜是老周叔叔种的,老周叔叔送来玉米、豆角,伯伯都付钱,而且付的比较多。成元功叔叔说他想不通,说给钱就行了,干嘛还要给那么多呢。七妈说:“这是人家老周辛辛苦苦劳动种出来的,这么一个老工人老同志,我们怎么能只给一点钱。你们就是不知道替人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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