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讲话》精神，为劳动者写书、演戏、唱歌，本是好事、天大的好事，可这种好事并不是所有的文艺家都能坚持到底的，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压迫到来的时候，各种“实惠”频频抛出媚眼的时候，更是如此。贺敬之的可贵之处在于，既然认定《讲话》是余心所善、民心所善，就“九死其犹未悔”地坚持下去。无论是在创作实践还是工作实践中，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中，他都能坚持《讲话》精神不动摇。《回延安》、《放声歌唱》、《桂林山水歌》、《中国的十月》等等建国以来的名篇，就是明证。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他不计毁誉得失，挺身而出，与种种否定《讲话》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文艺家最可宝贵的性格。可以无愧地说，《讲话》精神滋养了贺敬之的一生、改变了贺敬之的一生、激励了贺敬之的一生、成就了贺敬之的一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进一步发展了《讲话》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能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事实证明，广大劳动者如果不能在文化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就不能在经济、政治上保障自己的权利。进入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不必讳言，在文化领域的某些环节、某些方面，劳动者的文化权利已经被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剥夺。为数不少的文艺家根本不屑于表现劳动者作为创造历史主体的形象，根本无意去传达广大劳动者的意志、愿望和情感，更有甚者，竟然把美化剥削、鄙薄劳动、嘲笑贫穷、阿谀富贵当作一种自鸣得意的时髦。须知，这是连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明白人都感到羞耻的粗鄙行为。这种倾向如果任其泛滥下去，势必导致广大劳动者一切权利的丧失。

    由此可见，研究贺敬之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解剖典型回答社会主义文艺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大问题。张器友教授长期致力于贺敬之研究，眼界开阔、学风严谨、学识渊博，颇多建树。《读贺敬之》就是其研究的集大成者。读这部书，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明白怎样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怎样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怎样在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实践中进行生活积累与情感积累，怎样以个性化的形式创造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怎样在新时代排除干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所以说，这部书不仅回望历史，而且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