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市场流通的关键环节。习老在广东工作时，对当地副食品和农产品的供应紧张局面有深刻的感触。当时广东同全国一样，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市场商品奇缺，四十多种商品凭票限量供应。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回忆说：“当时有一件小事对习老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习老很有体会，就从农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它价格的改革。从一九七八年秋开始，广东省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按照放、调相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把价格放开。同时，在产品的流通经营上，实行国家、集体、联合体、私人多种经营方式。水产品市场遂继续放开，生产者积极性提高，鱼塘产量增加，一年内价格就明显下降，“鱼米之乡无鱼”的状况很快得到改变。广东还大幅度的提高了粮食等二十四种农副产品的计划购销价格，。逐步放开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品价格，以刺激生产，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后来产生了很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始终从人民利益角度出发检验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

    习老十分关心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经常深入到农家和集市调查研究，与农民交谈，嘘寒问暖，了解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当他看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群众生产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他打心眼里高兴。

    在云南省建水县，实行“双包”责任制不到一年，高寒贫困地区就出现了“八多三少一繁荣”的好形势，即粮食增产多、油料增产多、交售粮油多、大牲畜饲养多、工副业收入多、社员储蓄多、收回贷款多、商品销售多；返销粮食少、贷款减少、毁林开荒减少；农贸市场繁荣。在泱田乡小寨村党支部书记家里，主人告诉习老，他们七口之家，去年在扣除包交提留任务和吃穿用花费外，净收入现金三千五百多元，现在的生活是“粮食堆满楼，吃穿不用愁，客人到我家，有酒又有肉”的富裕繁荣景象。

    习老考察过的江西省遂川县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宪绂家的房屋已焕然一新，床上添了新被褥，孩子们也穿得干净整齐了，一家人喜气洋洋。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到这里了解情况，曾宪绂特意地要她转告习仲勋，我们已经走上脱贫之路。习仲勋调查时在村口见到的那位老大爷，生活也得到改善。他向万绍芬问道：“上回来的那位中央首长好吗？我现在日子好过了，还想多活几年呢，谢谢他！”一次，万绍芬到北京开会，习老还特别问道曾宪绂和那位老人的生活情况，习老听到他们已经摆脱贫困感到高兴。当得知遂川县面貌大变，已经是百万板鸭下南洋，金橘蜜饯出国门，农民已经脱贫致富时，他满意的笑了。

    在深圳，一九七八年，还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由于群众生活贫困，偷渡外逃现象十分严重。经过改革开放后短短几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变成崭新的、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变化更是惊人。昔日冷清贫困落后的小镇，现在建起了成片的楼房，有工厂、宾馆、居民住宅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英街”属深圳管理的一边，商铺林立，市场繁荣，超过了香港管辖那面的街区。人均住房达到二十五平方米，农民人均年收入一千四百多元。在南岭村，这个荒凉的水沟地小村，昔日“偷渡外逃”严重，六百来人就跑掉了五百多。改革开放后，不但外逃的人回来了，而且还有不少华侨在这个村投资兴建办起了内联企业和来料加工厂，使这里变成漂亮的小城镇，全国各地来这里搞劳务的就有两千五百人。现在，农民人均收入五千元，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五十倍。利用集体资金兴办的教育、医疗等事业更是深得民心。老年人每月发给五十元退休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都达到了百分百。习老满意的说，这都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英明，也是人民群众勤劳致富的结果。

    综上所述，习老正是从“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出发，而顶风破浪、勇于探索、结合实际，来大胆进行改革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