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2015年9月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等代表人物颁发纪念章，他们中年事最高、经历革命时期最多、名列首位的就是刘汉生老人，随后刘老站在习主席身边合影留念。

    今春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中，我们在北京采访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老党员、老革命家刘汉生，虽说他在上世纪20年代入党，今年已105周岁的高龄，但回忆起以往的历史，他仍是记忆清晰，叙述流利。他将近90年之久的革命生涯，经历了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各种复杂局面，直到建国后各个阶段，充分印证了我党各个阶段的业绩、成就以及血汗、艰辛。

    他先从大革命说起，那时的主要特点就是首次国共合作，“当时也有不少具有国共两党身份的人物，亦共亦国称作“跨党”。当时我先加入了共产党，不到一年就也“跨党”，年假时加入了国民党。像国民党员一样，每天早饭前向孙中山遗像鞠躬，再背《总理遗嘱》。”

    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迫不及待地要争夺领导权，北伐军刚一进驻上海，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事件”，和共产党决裂，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接着又是武汉汪精卫的“七一五事件”，宁汉合流，我党处在极危险的时刻。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一是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党员一律退出，二是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由于八七会议自身就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色彩，所以我党在此后一段时间直到李立三、王明时期，都是以“左”倾路线统治。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出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再加上报仇心切，很不策略地不看自身条件盲目号召暴动，使革命力量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回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刘老认为：当时党还处在幼稚阶段，很多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和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尚未具有科学的分析，因而就无法制订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中国疆域广大，加上各地情况不一样，各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可能都去执行同一的政策、策略，江南、华北、东北就各有各的特点。南方社会结构是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北方则是相反。我家乡内黄、濮阳一带，大地主只有一两家，土地性质则是“外庄地”，也就是都不在地主身边，每年专程前往收租，这样与当地农民关系尚过得去。北方土地所有权分散，但农民中可划分阶层颇多，其中大多是中农、雇农。小地主和富农二者雇工也不多，他们中最多只拥有一二百亩土地。山东、河南、河北三省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农民的革命要求也不高。东北当时则是地旷人稀，山东人出于生计到此来，叫作“闯关东”。东北流行“跑马占地”，大地主们能跑多大方圆就占多少土地，出租给他人或是转租，出现了带有东北特点的“佃富农”。这些不同特点，革命领导者往往了解、考虑得不够，所以会出现较长时间的理论、行动失误。

    刘老认为，这一期间，唯一保存了革命实力并成功地建立了农村根据地的行动，正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革命处于低潮期间，毛泽东将斗争方向主动转为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进军，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开展了持久长期的游击战争。当时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良好，向苏联学习搞苏维埃运动，在农村建立政权，并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工农政权不断巩固、扩大。北方的党组织也组织了多次暴动，像河北的高蠡暴动、灵寿暴动、冀东暴动、磁县暴动，还有陕西刘志丹、许权中领导的渭华起义。

    刘老说：“我是和王从吾一起从家乡河南内黄出来投身革命的。我参加领导了河南的濮阳暴动，那是在1929年，当时上海《申报》都报道了，说是‘刘钦沛等四人发动濮阳暴动’。刘钦沛就是我当时的名字，排在第一号。第二个领导人是赵纪彬，我党著名理论家；第三个是李大山（他是河北大名人），第四个是王卓如,他解放后曾任过中华全国供销总社理事会副主任。”

    历史记载是：1927年10月，中共濮阳县委在濮阳县千口村（今属内黄县）赵纪彬家里成立。刘大风任书记，李大山任组织部长，赵纪彬任宣传部长。濮阳县委成立后，根据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海陆丰农民运动》等介绍的经验，在濮阳西区（今属内黄县）的千口、化村、井店等村镇开办了平民夜校。夜校在教农民识字的同时，还向农民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被剥削和压迫的道理。通过学习，使广大农民启迪了思想、开阔了眼界、增强了革命意识。于是，县委就在夜校学员阶级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并组织各村成立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成立后，县委又组织协会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封建地主压迫、抗民团捐以及借粮渡春荒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同时农民协会在群众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和提高。面对日益高涨的农民斗争热情，濮阳县委决定在西区召开一次“庆祝反土豪劣绅斗争胜利大会”。1929年2月15日，2000余名农协会员及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在温邢固村温氏祠堂召开。由于叛徒告密，大会遭到濮阳、内黄、滑县三县民团的围攻镇压，伤亡10余人。赵纪彬、李大山、刘汉生、王卓如等濮阳县委主要领导被捕，中共濮阳县委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这就是濮阳农民运动史上有影响的“温邢固事件”。

    刘老认为，搞暴动、起义，能否把群众发动起来是根本问题，还有就是一切行动要符合当地的客观实际情况。北方的经济状况与南方显然不同，照搬南方的“打土豪、分田地”那套肯定行不通。军阀割据的局面下，社会充满着不公平现象，苛捐杂税压迫着所有人民群众，发动群众正应从这点入手。最好的典型例子就是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虽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但他那个路子、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我们看了个油印的澎湃写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报告》，就照着做，果然就搞起来了。我就在我老家利用农民夜校，发动群众，我自己当老师，每天晚饭后把年青农民召集来，一边认字一边讲革命道理。接着就在村里调解纠纷，组织抗捐抗税，建立起了个“穷人会”。后来周围村子的农民都闻讯而来，还让我也上他们村子去讲课，我被称作“小先生”。很快就把周围群众组织起来了。

    刘老回忆当时情景：“我们濮阳暴动提出的口号就是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当时我们那个党组织内有个人，是个实力派，但革命起来一斗到他父亲头上，他就动摇叛变了，这一来我们都被暴露了，结果敌人马上调兵来镇压。当时我们正在开群众大会，当地民团组织的大队人马就把会场包围了，还和群众发生了冲突，当时一颗子弹把我头上的帽子射落，随后我就被捕了。暴动未取得成功，除了叛徒出卖这个原因外，根本问题就在于北方的群众虽然也是苦大仇深，但没有像南方群众那样受过大革命风潮的影响，他们以安于天命的小农意识为主，缺乏斗争精神，加上北方党组织也较南方的薄弱，所以发动群众的力度也不够，这就难以团结起来形成革命力量。而那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占上风，完全不考虑当时斗争形势和群众基础，一味蛮干，也就难以保证成功。总的说，北方的这些暴动尽管一开始也曾有些声势，但一遇到镇压，就难以坚持下去更无法形成气候，实际上没有一次取得胜利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刘老说，由于我在当地暴露，河北省的军阀通缉我，于是中共北方局调我去到天津搞工人运动。1930年8月任中共天津市胶（皮）码（头）行动委员会书记。当时海河边上港口、码头很大，商船云集，工厂很多，是工人特别集中的地方。我就选择在海河河坝上立脚，开展工运。这里有几个大纺织厂，当时刘仁同志在一个纱厂活动，我俩经常接头。刘仁担任纺织行业行动委员会书记。当时搞工运就是搞总罢工、同盟罢工，不搞大的不过瘾，因为党内是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主导，推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数年中间尽管工运活动积极，有时甚至斗争激烈，但由于是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没有取得大的成果。1930年12月，我在天津被捕入狱。被捕的原因就是因为党组织活动完全“机关化”，在着装上就容易暴露。当时我是在英租界福爱里，租住了一间楼下的房子。搞工运要去工厂、码头，从家里出去要穿阴丹士林布大褂，像个学生。半路上要脱下大褂，放在当铺，再换上一身工装，避免引人注意，回家时，为适合自己的身份又得换回大褂。当时租界里，特别是日本的租界里，特务刁得很。我人在机关工作，又常上工厂去，早晚会露出破绽。而此前当市委书记时，总穿工装，在贫民区租间房，一晚几个铜板、一床破席就能过得去，一年到头一点儿闪失也没有。说到白区工作的失误，一是受到“左”倾路线影响，不分析形势、条件一昧蛮干；第二就是脱离实际的“机关化”。中共北方局机关一直设在天津，每个特委也都有机关，大部分成员以脱产身份，在租界里租房子住，又以街头开会形式发动群众，结果是一搞活动就暴露，接着就被敌人破坏，一网打尽，我自己就碰到多次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当时北方许多党组织在敌人统治相当稳固的地区，干地下工作不搞职业化，党员也无工作身份作掩护，结果是行不通。我在工作一段后，终于被敌人怀疑，盯上梢了。那一次我发现住房的门锁没了，觉得要出事，结果当晚还没睡醒，就被巡捕抓走了。我认为就是因为嫌麻烦没及时换装，最后被侦探看作可疑盯上了。不过只蹲了半年监狱，没被巡捕局查出有什么大的嫌疑，就被放出来了。1931年11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当年12月起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每月津贴是12元大洋，房租费是3元，吃饭是3元，工作经费也得好几元，这笔钱部分是中央出，河北省委也给点儿，当然党费也必须要交，按个人收入决定交党费数量。当教师的都有几十元的月薪，我就因为这几十元还闹了个“特嫌”。当时的直南特委书记叫冯温（又名冯和斋），河北肥乡县人，后来成了叛徒，直到解放后还一直受管制，他当时打算搞暴动又无处下手，就要三个教员自己捐钱买枪，人家不愿交钱，他就恼羞成怒。我替这三个人辩护，也就被打成“托派”，下放到唐山去做“反帝工作”，实际上光挖煤。那段时间我实际上是“半脱党”，一年多时间里，工人都当不上，在矸子山拣煤卖点钱，维持生活兼做活动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