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问军鹰：“当初伯伯跟你说话，你记住了没有？”她说：“我那时紧张得很，都忘得差不多了，就是最后那两条还有印象。”

    1973年初，我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出院后回广东之前，我去西花厅向伯伯和七妈告别。那天伯伯不在家，我就告诉七妈，军鹰将于4月底从西安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毕业之后有一个月的假，我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如果她同意，我们就准备回北京结婚。七妈说：“好，你们回来结婚，我请你们吃饭。”后来也不知怎么回事，我和七妈聊天时又谈起了《史记》里面的故事来。七妈说：“噢，你还挺喜欢《史记》？”我说我看得不多，她问我：“你有没有《史记》？”我说没有。她就说：“那好，新出了一部《史记》，等你结婚时候我送你作结婚礼物。”

    4月底，我去西安接军鹰，然后一起到北京来，5月1日到的北京。我们住在和平里蒋宅口妈这里，当天晚上，家里只有妈和毓渝姑姑在家。我们四个人吃了一顿晚饭，就算结婚了。第二天当然就应该是去看伯伯七妈，但是军鹰说她在二医大体检时，查出转氨酶有点高，超过了140。那时候转氨酶单位和现在标准不一样，超过130就算转氨酶高了，就要注意了。我就给七妈打电话，告诉她有这么个情况。七妈问：“别是怀孕了吧？”我说：“不会，我们昨天才在一起。”七妈说：“这样吧，我让小刘（护士）给305打个招呼，你带军鹰再去查一下。”于是，2号上午我就带军鹰乘公交车去305医院抽血了，查肝功。由于检查结果要一个星期才能出来，我们等了一个星期。等结果出来后一看，没事儿，这就到了8号。我们8号才去的西花厅。见了面你知道伯伯说什么？他说：“你们这当医生的神经过敏，我们这儿工作人员有的（转氨酶）到了150、160，不是照样工作。”

    那天中午伯伯七妈请我们吃饭，吃饭时，伯伯问军鹰：“你会做饭吗？”军鹰说她会一点儿，我说军鹰会烧汤。七妈说：“那好，那就给我们烧个汤。”军鹰就去了后面厨房，隔了十几分钟，她端了一盆西红柿鸡蛋汤出来。后来军鹰对我说：“那哪里是我烧的，我到了后面（厨房），安师傅根本不让我动手，是他烧的。”

    吃过饭以后，军鹰去洗澡，我在小餐厅的西边看画报，伯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这时，张佐良大夫带了几个同志来谈事情，谈的都是卫生系统的事，我想他们一定是卫生部的人。他们谈着谈着，就谈到了计划生育。这时伯伯就把我叫去了，说：“秉钧，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伯伯说：“你们结婚了，你们马上想要孩子？”我说现在还没想要。他问：“那你们采取什么措施了？”我说没采取措施。他又问：“没采取措施怎么就能够保证没孩子呢？”我说我们也不太懂。他又问：“避孕药总知道吧？为什么不去买避孕药？”我说不好意思去买。他就说：“你们这些七十年代的青年人怎么还这么封建啊！张佐良，你赶快给秉钧他们拿点避孕药去。”然后伯伯又接着和那几个同志谈计划生育这个事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伯伯说：“我专向日本人请教，他们的人口是怎么控制的。”张佐良坐那儿听着不走，伯伯说：“佐良，你怎么不去呀？”张大夫说我谈完之后再去，伯伯说：“马上去！”结果张佐良赶快骑辆单车到门诊部给我拿来一小包避孕药。我也回到了小餐厅的西边继续看画报。这时我又听到坐在客厅的同志向伯伯报告说，彭德怀同志的癌症已到晚期了。伯伯嘱咐他们：“无论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全力抢救。”然后又听到他们谈论尿血的问题，没有说是谁的病，只是说到留尿的事，还说到这个病的治疗方案和休息的问题。

    军鹰洗澡出来后，我们就向伯伯七妈告别了。七妈送了我们两件结婚礼物，一件是一条纯羊绒的毛毯，质量非常好，我到现在还在用着；另一件就是一部《史记》，七妈原来答应过说要送我的。

    我们回到和平里家中，七妈很快让秘书赵炜阿姨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赵炜阿姨说：“你七妈让我嘱咐你，今天你伯伯跟大夫那儿的谈话，只有你听到了，你哪儿都不能说。”我这才想起来，我在客厅后面走廊的厕所里的确看到有瓶子，里面装了不少的尿，我还觉得奇怪呢。可是我压根没想到这跟伯伯有什么关系，更没注意到尿里有没有血。当然即使有血，血不多，我也看不出来。听了七妈的嘱咐，我才意识到：坏了！伯伯生病了。但还是没有意识到是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