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创办军事工业学校、培养军工人才

    对于军工队伍的建设，我们采取尊重人才，发掘人才，培养人才的方针。军工部初建时，朱总和彭总就提出：我们的工厂不仅要为今天的抗战生产枪支弹药，而且要为将来新中国的国防工业造就人才。既出产品，又出人才，这是军工建设中贯彻始终的方针。在总部的直接关怀下，军工部集中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工程技术干部。但军工事业的迅速发展，干部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我们就一方面提倡“边做边学”，在做中学，通过实践获得知识，增长才干；另一方面积极进行专门培训，创办了太行工校。

    早在1939年9月，总部就要求军工部培养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成立了工训队，接着举办支部书记和政治干部训练班，培养政工干部。1940年百团大战后，根据地还在“精兵简政”，总部要求各工厂要减人不减产。我的想法就是多留些技术熟练的工人，多减些年轻的学徒。趁这机会，挑选些有培养前途的好苗苗，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彭总、左副参谋长都同意，杨立三部长积极支持。1941年1月13日彭总批准成立太行工业学校。在特科大队干部技术人员和工训队的基础上，1941年5月，培养军工专业人才的太行工业学校在山西黎城县东崖底看后村正式开学上课。

    太行工校成立了。我兼任校长，副校长是刘致中，行政工作人员还有李非平、历瑞康、张弥等同志。同时，从各所、厂抽调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搞教学，如郭栋材、陈志坚、唐英之、赵黛娥、牛宝应、柴毅、高广平、耿震、王锡嘏、张培疆等都是教学的骨干力量。学生除来自工厂外，还有一批来自部队的青年战士。按照工作需要和文化水平，将学员编成机械专科两个班、文化补习两个班和会计1个班，学制为两年或3年。以后又成立了化工专科、采矿冶金专科以及工会干部班、政工干部班等。班设班主任，由教员兼任。班建立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学员担任。班主任和党支部配合，管学习、管思想、管生活，保证了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

    面对日军的频繁“扫荡”，工校师生在反“扫荡”中，边学习边作战， 日军进攻黄崖洞兵工厂时，工校全体教职学员作为警卫队伍，随军工部本部转移。1942年5月， 日军对我晋冀豫边区施行“铁壁合围”“扫荡”，副校长刘致中在突围中牺牲，军工部工程处副处长陆达来校任副校长。

    1942年7月到1943年6月，这一段时间是工校最兴盛时期。校址迁到武乡县温庄，靠近柳沟铁厂，条件较好。全校教职员工达270余人。1943年9月，总部后勤部杨立三部长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精神，向军工部宣布，太行工业学校原则上开赴延安。学校办了大约两年多，共培养了各种专业技术干部400余名，解决了当时军工战线上技术骨干不足的问题。

    太行军工从无到有，在困难中诞生，又在困难中发展：到1943年底，军工部已发展成有矿山、铁厂、机械厂（即制造机器设备的工厂）、化学厂、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以及工业学校等10多个单位，职工3000多人的一支比较完整的人民军工队伍。军工生产从最初锻造大刀片、长矛、红缨枪、刺刀、破坏铁路的工具到修理枪械、复装枪弹，改装机枪、造手榴弹及地雷，发展到制式化成批量制造步枪、掷弹筒、迫击炮、枪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山炮弹、发射药、炸药、引信、雷管及军工生产机械装备等20多种产品。为1944年总部军工部兵工厂由分散再到集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广大军工战士用赤诚的爱国心，用智慧和辛勤劳动，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我国军事工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是：

    一、太行兵工在整个抗战期间，修理了大批枪械，制造了大量的枪、炮、弹药。计修枪数万支，造枪9758支，产掷弹筒2500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万余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弹19. 8万余发、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3．8万发；此外，指导和协助地方生产地雷、手榴弹1000万枚以上。在当时的山地作战中，敌人有轻武器，我们也有轻武器，敌人有高级炸药，我们也有高级炸药。我们自己装备的八路军已经取得与日军作战的基本火力。我们掀起华北抗日根据地遍地开花的地雷战，将日寇敌伪顽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二、有了一批配套齐全的军工厂。太行山区不仅有造枪、造小钢炮、修炮和生产枪弹、炮弹、黄色炸药的工厂，还建立起机器制造厂。不仅生产军工设备，还为供给部、卫生部、冀南银行、新华日报馆提供了急需的机器修理及零配件。军工生产向纵深发展壮大，又带动了一批基础工业的大发展。尤其是煤、铁及硝、磺的大量开采与冶炼，为民用机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改变着太行山区原来封闭的农业社会的落后面貌。

    三、在实际工作中，培养、锻炼了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较高技术水平的军事工业队伍；精通军工技术的专家和熟练工人；懂技术、善于组织生产的行政管理干部；密切联系工人的工会干部。这一批成干上万的干部、工人，到全国解放时，绝大多数成为接收大城市后组织大工业生产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的这些成绩，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归功于朱总、彭总，特别是彭总长期的、精细的领导。从军工布局、发展方向等大政方针，到勘察地形、确定厂址、规定任务，以及工厂管理、产品定型等等，彭总无不及时地作出指示。可以说，没有彭总的关怀和领导，就难以取得太行军工事业的成就。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部长协助彭总领导，并给军工建设以无限关心、支持，付出了很大辛劳。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

    第二，归功于边区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有他们的无私支援，我们才在当地有了建设军工的物质基础。他们热爱军工、保护军工，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与军工同生死、共命运，写下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诗篇。许多人民群众为保卫兵工厂被敌人抄了家、烧了房子，甚至贡献了生命，没有人民群众，也就没有军工。

    第三，毫无疑问地应归功于全体军工战士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军工战线集合了一批老红军，他们在各级主要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把老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传给了太行军工的新一代；集合了有科学知识的专家、学者，工厂的工艺师、技师，农村的木匠、铜铁锡匠、爆竹匠、泥瓦匠，以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革命献身精神，不断攻克技术难关，精心试验、努力生产，创造了太行军工生产的奇迹——“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他们不嫌工厂很简陋的生产条件，他们长期过着物质极度匮乏的艰苦生活，有时只能吃到野菜、黑豆、玉米芯、和红薯干。住草棚、土炕。他们勇敢面对日寇对兵工厂的残酷扫荡，环境越艰苦，他们斗志越高昂，情绪越乐观。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们和前线指战员一样冲锋陷阵，前仆后继，不少同志献出了鲜血和生命。有的军工战士是在反“扫荡”作战中，为保卫工厂而壮烈牺牲！有的军工战士是在生产岗位上英勇献身——火药技师教逢春，原为民间爆竹匠，他家祖祖辈辈以做鞭炮、焰火为生，从小学会了制造黑火药的技术。1938年全家七口参加了我军修械所，后调入军工部从事火药研制工作，在缺少安全防护的情况下，他的妻子和两位叔叔先后在研制过程中火药爆炸而牺牲，唯一的儿子因拆废炮弹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也曾多次受伤。但为了探索火工品生产的规律，毫不退缩，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把缴获的各种炮弹引信和雷管，一一拆卸、解剖，研究它们的结构、性能和生产方法，成为军工部生产火工品的“外科医生”。他多次负伤，积劳成疾，在战争年月里不幸逝世。还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难忘：1941年，第一批50小炮试制成功，我想亲自试射，炮手魏振祥怕出危险，硬把我推开。不料这次试射竟发生膛炸，炮手右臂当场炸断。医治出院以后，他仍然要求担当试炮的任务。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总有一股莫名的激情，我深切地怀念那些为军事工业积劳成疾、因公负伤和光荣献身的战友，我国国防工业能有今天与烈士们的功绩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未成的事业永远继承下去，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太行军事工业短短几年的发展史，影响深远。它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我国国防工业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可以说是当年烈士们的生命和军工的血汗奠定的基础。继承和发扬当年太行军工艰苦创业的革命传统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今天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刘鼎·一九八三年于北京）

    刘鼎于1940年5月出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接受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杨立三等首长给他的任务：适应战争急需，尽快把军工生产搞上去！

    老军工们说：“刘鼎发挥组织才能，发挥生产技术才能，充分利用晋东根据地的资源，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成功研制和生产了大批武器弹药。从1940年5月开始的三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太行军事工业得到快速迅猛的发展，这是我们太行兵工的鼎盛时期，为以后军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按时间梳理了太行军工迅猛发展的奇迹：

    1940年8月1日，研制成功适合我军战术要求的制式化 “八一式步马枪”，彻底改革兵工厂落后的生产方式，推进工业化生产方式，提高了步枪生产的质量和数量。开创了军工产品制式化生产的新纪元。   
    1940年到职后，设计制造弹壳水压冲洗机，提高枪弹壳残药冲洗效率，大大提高复装枪弹数量数十倍。以后枪弹厂搬迁，又创造出水利水轮机，给复装枪弹的机械设备提供动力。
    1940年到职后，改进手榴弹设计，弹壳平顶改变为圆弧顶，弹壳体表面增加凹形网格，适应黑火药爆炸力特性，提高手榴弹爆炸破片数量，增强杀伤力。
    1940年到职后，加强地雷的研制工作，根据不同的战术要求与打击目标，从埋设位置、触发装置、引爆时间、匹配的引信及雷管、引爆方式等开展研制，制造出各种地雷及马尾弹。
    1940年5月，按照彭总讲话，取消工厂军事化管理，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成本核算。实行计件、半计件工资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数量，降低了物耗。成立工会，签订劳动合同等科学管理。
    1940年8月，军工部决定组织复装枪弹小分队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就地复装子弹，收集弹壳。   
    1940年9月，开始设计研制50掷弹筒和弹。
    1940年9月，用传统“焖火”方法与国外韧化处理的理论土洋结合，加快研究解决白口铁炮弹壳铸件的软化，适应机加工的难题。
    1940年9月~12月，建成尖庙机器制造修配厂，制造武器生产需要的机器、机具、量具、刃具等设备和工具。并为冀南银行，印刷厂，制药厂等等单位制造零配件和修理专用机器。
    1941年2月起，新建第二个子弹厂看后复装子弹厂。又新建土棚村刺刀厂与青城铁厂。
    1941年1月，建成显王锻造厂，为造炮、造枪及零部件提供武器钢坯半成品。
    1941年1月，掷弹筒（即50小迫击炮）研制成功，批量生产。
    1941年3月，可以机加工的“焖火铁”炮弹铸件研制成功，炮弹大批量生产。太行军工从此进入以造炮和炮弹生产为主的新阶段。极大地增强了前线战斗力。
    （第一门掷弹筒研制成功后，总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到场祝贺。1941年6月25日，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根据彭副总指示，分发了一批掷弹筒，129师200门，聂荣臻区140门，120师100门，延安留守团100门，吕振超区60门，杨德智、杨勇30门，薄一波区30门，赵承全、谭冠三10门，新编四旅10门。老军工们说：可见太行兵工生产的武器供应，已远远超出太行了。）
    1941年3月，刘鼎向彭总建议开展地方群众性地雷战，得到支持批准，总部军工部编写《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等教材，并跋涉百余里，创办地方武委会队长参训的“地雷爆破训练班”，掀起太行山到全华北根据地的人民地雷战。
    1941年11月硫酸研制成功，并在黎城建立百步蛟化学厂批量生产。
    1941年11~12月，根据中央军委和彭总指示，军工部提出“保存有生力量，坚持军工生产”，工厂采取“化大为小、分散生产“的战略，以适应日寇频繁扫荡的战争环境，在分散中继续武器弹药研究，源源不断供给部队高质量大数量的武器弹药。
    1942年春季，利用步枪生产的边角料，自己设计研制生产了单响手枪200支，支援地方武装力量。
    1942年9月硝化棉无烟药研制成功，并批量生产。枪弹、炮弹发射药自给。
    1942年10月黄色炸药研制成功。
    1943年6底太行兵工厂开始整风运动，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做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由延安到军工部的彭加伦与军工部原领导等人共同领导“抢救失足者运动”。太行军工厂停产，人员集中到赵姑村学习，大搞“逼、供、信”，广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工人被打成特务。太行军工停产达半年之久，研制工作和生产停止。部队得不到武器弹药供应，中央军委派赖际发到军工部任政委，责令停止抢救运动，对打成叛徒特务的人员进行甄别和平反。终于恢复太行的军工生产。
    1944年6月，在晋察冀军工部派人员帮助下，建设成套设备，批量生产烈性炸药。
    1944年2月 回到延安。整风开始，刘鼎和兵工厂连以上的干部70余人积极参加。但对停止军工生产，整风运动演变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做法，刘鼎反对！军工部负责整风运动的领导人，以刘鼎曾经被捕被俘过被打成“特务头子”， 单独关押在赵姑村一个院子的一间南屋里，刑讯逼供，险遭整风领导人枪毙。此事传到延安，八路军总部派薄一波用毛驴把刘鼎驮在驴背上送回延安。老军工回忆：彭德怀副总司令说：叛徒特务有这样卖命地给八路军造武器的吗？老政治部主任宋甫南到了延安跟毛主席提到：总部军工部不会有96%是特务吧？毛主席说：要是96%是特务，抗战怎么坚持下来的？
    1944年5月刘鼎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刘鼎针对我军炮弹的老式引信灵敏度太低，质量不高，各种型号炮弹没有统一标准，不能大批量生产的状况。成功研制出迫击炮弹新式引信，绘制成引信标准图纸，并绘制了82迫击炮弹的标准图纸，发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各军工领导部门，改产新引信。使炮弹质量大有提高，使我军82迫击炮弹生产有了统一标准。在对日寇大反攻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给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不朽功勋的无名英雄——八路军军工战士！让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国耻，警示未来，珍爱和平。继承和发扬抗日先辈的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军备，巩固国防，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2015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