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教诲——回忆同习老的五次见面

    2013年10月15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北京市青年党建研究会和《中国传记文学》杂志社重印了忽培元于2000年夏季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难忘的历程》，该书2001年9月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忽培元介绍说：“《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是根据2000年我陪齐心老人对延安的一次回访写成的。当时没有专门的采访，甚至不曾故意地提出任何一个问题，只是随时记下她老人家，一位抗日战争中入党，之后千辛万苦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以后在绥德认识习仲勋，又结成终身伴侣的齐心老人的此次旅程。她牵着女儿桥桥的手，沿着习老的革命征途寻访昨天的故事。笔者有幸陪同，听着她老人家一路亲切的言词及各自的亲身感想，记录下所闻所见。”

    2013年10月9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和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在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举办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图片展并召开座谈会，忽培元以《难忘的教诲——回忆同习老的五次见面》为题深情缅怀伟人风范、重温谆谆教诲——“……最后一次见面是2001年10月15日。这天是习老88岁生日。米寿之年，国家有关方面为习老祝寿，笔者有幸代表延安参加。那时恰巧《难忘的历程》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便征得有关方面同意，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习老过目。那天，在深圳的住地客厅中，我又一次见到了习老。他老人家那天精神很好，目光炯然有神。我恭敬地把这一本封面上印着齐心与习老合影的红色报告递到习老手中。在场的齐老当即介绍说：‘培元同志，可勤奋哩。’习老一边翻阅着书，一边亲切地用乡音说：‘是呀，人嘛就是要勤奋。’看得出，他很喜欢这本装帧朴素的小册子，在很长的时间里，老人家再没有说话，一直低头翻阅着这本书，脸上显出沉思与遐想。这使我感到了收获的幸福。原来2000年6月间，征得习老同意，夫人齐心和子女回陕北、陕甘边老区走访考察学习、代表习老看望当地群众。我有幸全程陪同。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齐老先后对陕北延安、榆林和甘肃庆阳等地以及关中等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旧址进行考察，当时年已76岁，且重病在身的齐心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罕见的热情，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在长达数千里的漫漫长途中，在道路崎岖、偏远闭塞的千山万壑中，瞻仰历史，回访岁月，回忆往事，了解现实，齐老倍受鼓舞，更使子女和我们陪同人员受到一次生动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我当时在延安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有幸陪同齐老考察，一路就作了详细的笔记。白天记录，晚上整理。此后很快就打印出来，再加上平时的积累和实地考察的感受，就形成了《难忘的历程》这本书的初稿。以后又做了较多的充实和修改，形成了2001年的那个版本。今天为了纪念习老，我对书稿又作了较多充实修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作家》发表的这个文本。值得记住的是，齐老曾对原先出版时的全文进行过逐字逐句的认真审读，并转达习老的意见，一再强调要平实、真实，多写群众和别的同志，不要夸大渲染个人作用。习老去世后，该书曾作为悼念的资料，分发给每一位前来家中灵堂吊唁者，包括中央领导与普通群众。随后，在网上建立的‘习仲勋纪念馆’中，该书又作为主要的内容，全文录展。那次到深圳祝寿，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家的安详与淡定。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和蔼地望着每一个人，关切地问候各地的情况。他穿着红色的毛衣，令人想到当年闹红的日子，想到他当年在陕甘边在人民群众中脱颖而出，叱咤风云、点燃革命火种的青春岁月。他老人家就是一本内容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教科书，那其中值得我们研读和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从农村最基层一步步走到国家行政决策中枢

    忽培元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笔耕不辍，在小说、诗歌、传记文学和散文等领域均有建树，先后发表作品20余部，计800余万字，作品屡获国家大奖，被人们称为“政坛文才”，《中华儿女》、《中华英才》等都曾重点报道过。忽培元几十年如一日从每天早上6点钟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半，创作则要在星夜中快乐奋发地挥洒，他的长篇文学传记《群山》、《耕耘者——木刻家修军评传》先后获得第一、三届中国优秀长篇传记奖。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并由北京大学和大庆石油管理局排演成了大型诗乐朗诵剧，由殷之光、虹云、张家声等老艺术家和莘莘学子在北大百年纪念堂联袂表演。长篇小说《雪祭》被评论界称为近些年来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力作，曾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和《文艺报》联合组织专题研讨，并以整版发表专家评论推介。其古体赋文《大庆赋•铁人铭》，作为大庆精神与创业历史文化结晶被铸成铜质巨鼎陈列于大庆世纪文化广场。他先后主编完成《新延安文艺丛书》（十卷）、《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十八卷）等影响深远的浩繁文学工程。并长期关注和从事西北革命历史及人物的研究与写作，除《群山》、《长河》、《浩海》之外，还著有《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在陕北》、《阎红彦将军传》和反映陕北将军贺晋年、吴岱峰等大量的军事人物特写。

    连著名作家陈忠实都惊呼他为“文学创作之大才”。忽培元是正业、闲业均务，主业、副业并进。文学创作固然蔚为大观，他的党政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惠及一方百姓。在延安农村当公社团委书记时，搞农村青年夜校，扫盲、办油印报纸，白天一起劳动，晚上背上乐器给农村青年演出。他任潼关县委副书记时，放着专车不乘，坐电动三轮下乡，管黄金整顿，每天晚上出动，看哪儿私炼黄金，就亲自去做群众工作，即使处罚了，第二天也要用罚的款买了米面和肉去看望人家，他说：“心里有群众，群众才信服你。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咱是有精神家园、有道德底线的，比那官位重要。”他任延安市委副书记时分管环境保护，之前抓空气污染治理，苦无效果，他管了5年，成为全国效仿的楷模，环保部曾召开现场会推广。在采取了一整套制度措施后，他每天站在宝塔山上往下看，哪儿冒烟，就直接到户里去做工作。延安搞旅游城市验收，他突击抓了15天，几乎把城市清洗了一遍。他在哪儿干，都跟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交心交朋友，老百姓不满意工作就不算做完。2005年到大庆任市委副市记，他看到农村群众想看一本书都难，有书也没地儿放，就提议在村小学或村里建“农家书屋”，由政府统一配上柜子和书籍，之后，黑龙江省在大庆召开“农家书屋”现场会，全省推广，随后推广到全国。他在大庆待了四年，跑遍了全国的油田，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写了长诗，写了连续剧，又改成长篇小说……离开大庆多年，他还担任大庆市政府顾问、铁人精神研究会会长。

    不待扬鞭自奋蹄，勇于创新的学者型文艺家

    忽培元被称为“学者型文艺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自幼酷爱读书，不断扩宽自己的文化视野和知识领域。每年在公交车上看的书就有十多本。每读一本书他都要写读书心得，把读书与思考、写作与实践结合起来，他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文、史、哲、经济领域，还包括对书画作品的阅读与欣赏，他写了大量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评论，深得业内人士好评。
　　
    忽培元数十年坚持临帖，凭专业实力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采访时，忽老师拿出他的日课：一幅爨体书法，宛如字帖，笔笔精微，一丝不苟。但见用笔方峻，起收果断，如刀切玉，笔力雄强，结体茂密。爨体字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字体之一，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汉碑法度，有隶书遗意。其实，忽培元习爨体书法，实乃性格驱使，显见着情投意合——爨体字方峻果断、方中带圆、沉毅雄拔、兴酣趣足，岂非就是他的性格之写照！

    走进由大诗人贺敬之题写馆名的“忽培元书画艺术馆”，一种蓬勃而朴拙、沉着而痛快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他的画之情韵得益于文学，他的画之笔墨是靠书法支撑的，他的“陕北组画”中跃动的是一颗赤子之心。忽培元从小喜欢画画，但并没有受过学院式的造型训练，不是科班出身的画家。他早年临过画谱，尤其喜欢画竹子。近十年重拾画笔，只画那些引起兴趣、拨动情感的形象。艺术评论家李勇认为：“忽培元是一位功力深厚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常见的面目有两种：一是连绵的行草，风格略近王铎，雄浑酣畅；一是以《爨宝子》为根基的正书，古雅质朴。他在书法上的取法非常广博。例如写正书，在《爨宝子》之外，他精心临摹过多年《龙门二十品》，功力极深。而更早的时候，他学习的是与魏碑不同系统的唐楷，尤其是颜真卿楷书，《东方朔画赞》、《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等名碑，他下过很大的功夫。直到现在，他还常以林散之晚年习楷的精神自励，坚持做楷。守住奔涌和凝重的两极，是忽培元书法的艺术自觉。”

    文学是忽培元的梦，更是他的手和脚，书法和绘画是忽培元的人生之翼，实事求是的态度则是他的立身之本、做人之根。2010年，忽培元参加“中国传记文学（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其《论<史记>的史诗意义和艺术魅力》的发言受到好评，并被收入论文选中。201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忽培元撰写长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演讲，之后发表于《光明日报》，文章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入手，以理服人，解决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证明“讲话”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文章被《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十多家报刊全文转载，引起学术界和读者的强烈反响。2012年，他以学者身份应邀参加“首届中国古体诗词创作学术论坛”后撰写的文章《诗人兴会更无前》，评论了22位在会上发言的专家和诗人，在《中华诗词》发表后顿时引起诗坛很大震动。

    忽培元还应邀在“中国当代作家为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立传”工程中，承担了《郑板桥传》的写作工作，他对此书甚为看重，心内较了很大的劲，他兴味盎然地向我介绍：“以前写郑板桥大都是泛泛地写，多为演义甚至杜撰，鲜有人系统地研究，我写郑板桥有两个突破，一是把郑板桥当清官来写，二是写他的艺术对后世的影响，挖掘出他灵魂深处和精神实质的东西。现在的文坛，垃圾品、劣质品、注水肉太多了，造成了文化的断脉和精神的矮化。过分强调灵感、才华、天赋是不对的，那些东西多是昙花一现、浮光一现、灵光一现式的，注定不能长久。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雨果写《悲惨世界》，都是步入老年之后的作品，是人生积累的必然结果。”

    忽培元说：“我的根在陕北农村的土地里，但从没想过待在农村，我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些嘴上说‘扎根农村’的往往是言不由衷。我今年58岁了，更要干实事、戒空谈，对生活对写作我从未感到倦累。我一直在塑造自己、警醒自己，时刻与‘捧、夸’的环境保持距离，否则就会看不到真实的自身。100余万字的中国石油三部曲，第二稿已经写完了，从建国前夕一直写到现在。我还要写西北革命史，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我都乐于尝试。但我不写易碎品，比如电视剧。”

    （原载2014年2月17日《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