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离开中国人民已经37年且诞辰已120周年。所以纪念他，是因为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前无古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晚年自谦地说，他一生做了“赶走蒋介石”和“文革”两件大事。其实不然，还有“建设新中国”和“知青运动”，也是他做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另两件带有独特个性的大事。建设新中国容当另文讨论，本文就毛泽东发起的“知青运动”作一研究。因涉及实在广泛，只能略作背景性考证，谓之“考略”。

    一、毛泽东与知青运动起源

    要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知青运动，不能不首先研读毛泽东。

    有数据显示，仅从20世纪50年代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大约有30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不包括回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3％和城市人口的20％（当时全国人口平均约7亿、城市人口约1．5亿）。如此大规模的知青运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上，皆属绝无仅有。这对于当代青少年来说，只是一个虽耳熟能详却十分遥远又非常模糊的历史概念；而对于如今皆达“耳顺之年”的“老三届”以上整整一代人而言，却是记忆犹新、体味真切、刻骨铭心，既永远挥之不去又不可磨灭的人生经历。

    诚然，不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青年人”，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现代知青运动起源于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则“最新最高指示”,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也有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为当时解决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等等。其实并不尽然。倘用“全面地、历史地、辨证地看待一切历史现象”的思想方法，也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中国现代知青运动，就会感到毛泽东从来不会单纯从某一个角度来进行平面思考并以此为决策基础；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一生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完全都是从多维角度来思考并进行的。知青运动也不例外，它是毛泽东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为实现其伟大战略的重大战略性决策及其实践之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做了一篇生动的演讲报告，叫做《青年运动的方向》（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他在用逐层递进的逻辑方法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主体、成就和教训以后，着重研究了青年运动的作用及其方向。他说，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青年运动在中国革命中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但青年并不是革命的主力军而只是一支方面军，主力军是广大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了使青年们明白这个方向问题，他再一次强调了前几天所做的一篇短文《五四运动》中提出的革命青年的标准问题。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因此，“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原来，毛泽东关于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就是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在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人物以后，又谈到了孔夫子及其三千弟子。他认为，延安的青年是同工农相结合的模范，他们不但参加各项革命活动，而且“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

    毛泽东的思维和演讲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他把要表达的道理和自己的思想观点，阐述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其逻辑力量举世无双。当然，笔者在这里并非为了赞扬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和演讲风格，而是欲提请人们注意，毛泽东不但在这篇演讲中，第一次明确地发明了一个新词，那就是“知识青年”；同时从那时起，他就把开荒种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作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标志；又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知青运动”的正确方向。

    这个思想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首先，毛泽东自身就是农民出生，青年时期就开始广泛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和革命动员，因此他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民和农村了如指掌；其二，由于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国情的把握比一般人准确，因此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和立场分析得一清二楚（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才有青年必须与广大工农大众相结合才是革命的论断；其三，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到了1939年已经获得部分成功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全国那么多爱国知识青年到达延安，他组织他们用各种方式“与工农相结合”，其中最为推崇的就是“开荒种地，开展生产运动”，也即“知青运动”的主要任务。他认为，这是永葆青年运动正确方向的最好途径。因此可以断言，作为“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党”领导人的毛泽东，此时已经在构想革命一旦成功，他将把他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或曰“知青运动”战略继续贯彻下去——1949年至1976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又一次的“知青运动”，完全可以佐证这个判断。

    这就是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知青运动的起源。1968年以后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只是将这个“知青运动”战略推向了全面实施阶段的新高潮，尽管其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和时代背景。

    二、“文革”前的知青运动

    上文说到，中国现代知青运动起源于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的《关于青年运动的方向》及其动员、号召和组织，最典型的是当时当地的“大生产运动”。此后，由于忙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因此毛泽东无暇顾及、也没有条件推进此项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1949年９月新疆和平解放，以王震为首的人民解放军数十万部队先后开进新疆。1952年２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部队整编命令。1954年７月15日，中共新疆分局请示中央军委，提出关于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报告，８月６日总参谋部复电同意。10月，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由此，10．5万大军集体就地转业，成为兵团战士。这为十几年后在全国各省成立生产建设兵团开了先河并取得了经验。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兵源全部来自正规部队的转业，后者则是清一色的城镇“知识青年”。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

    生产劳动》，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才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动员令。但它原本是针对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而言。国家最初树立的知青典型，从上世纪50年代的徐建春，到60年代初的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无一例外都是回乡知识青年。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的青年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工业化道路刚刚起步，中国还是处在“农业国”的地位，所以进城就业道路非常狭窄，农民子女回乡务农就成了这些青年的必然归宿。1962年共青团中央统计：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无独有偶，后来下放到农村去的城市知识青年，也是3000万。所以，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就是指上山下乡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
 
    1958年８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劳动力不足是加速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困难……，中央决定自今年到1963年五年内，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工作……。”为什么会发生对象的根本转变呢？

    首先，是缓解“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所造成的城市就业压力。1959年中央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作了全面反思，紧接着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把许多工厂进行撤并，同时将1958年从农村进城支援工业大跃进的职工全部或大部“精简下放”回农村。当然，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也像1957年“反右”一样，不可避免地“扩大化”了，把许多原本城市的工人也“精简下放”回家了，这部分人从此失业（笔者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城市人口就业途径一下子变得空前狭窄；其次，是经济条件限制使大多数城镇青年辍学而盼望早就业。当时城镇居民家庭子女多，经济条件普遍拮据，尽管当时读大学只要生活费用，但单独生活费毕竟比全家在一起的平均生活费高。又因为念大学的少，所以很多学生连高中也不念了，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其三，当时高校少，招生有限，大多数城市青年中学毕业后即使想继续深造也无法升学，所以升学率较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此把上山下乡工作的重点对象完全转到城市。

    据统计，从1958年６月开始，先后就有５.５万名山东支边青年，高举垦荒的旗帜来到北大荒，为垦区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垦区职工队伍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务农，长期安家落户。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又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先行下乡或支边。为了鼓励更多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国家大张旗鼓地树立了一系列“先进知青的典型”（比如上文提到的热血青年），由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这对于当时充满着理想抱负的青年一代是极大的鼓舞：“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青年一代毫不犹豫的选择；“迎着晨风，迎着阳光，攀山涉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据《常州日报》近年的“龙城记忆”版报道，常州“知识青年”从50年代到60年代，主动报名上山下乡、特别是到新疆和其他边远地区的初、高中毕业生一批接着一批，还有许多到本省的练湖、白马湖等农场插场落户。这些人就是相对于后来“老三届”知青的“老知青”，被“老三届”知青尊称为“插兄、插姐”。

    笔者当时居住在清凉新村，邻居家有位大哥，原本读中学时成绩很好，好到有点“书蠹头色气”，满心希望能上大学。可是因为其母半风瘫没有工作，其父始终不答应他上大学，为此父子俩经常吵架。1962年这位儿子就报名去新疆建设兵团支边，使这个原本很不和谐的家庭一下子变成了“光荣家庭”。文革时期，在新疆已经患病的儿子倒流回常，父子两又恢复了吵架，经常听到他们互骂“枪毙你！”也不知何因造成这对父子如此仇恨；同学的一位姐姐1963年高中毕业后，主动报名到苏北淮安的白马湖农场插队落户，一去就是几十年，据说至今已经退休了还在农场，家庭孩子都在那边，真正是实现了扎根一辈子……   
  
    三、“反修防修”与知青运动

    说到“反修防修”，不能不联系“和平演变”这个概念。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1949年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家们（下称西方政治家）在研究了中国政权史以后，发表了一个著名的预言，即：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这个预言，就像一记振聋发聩的警种，狠狠地敲响在毛泽东的心头，犹如余音绕梁，久久不能散去。他回想起早在延安时代，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和他一起探讨的以“兴亡周期律”为内容的“窑洞对”，也回想起郭沫若那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耳边又回荡起全国解放前夕，当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当时还称北平）前，向全党，也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的“进京赶考——决不做李自成”的庄严承诺。

    毛泽东本来就是个政治家和历史研究家，他对中国和世界政权史的研究，绝不亚于西方政治家们，他更十分清楚西方政治家预言的分量，它绝非危言耸听或者是由于仇视社会主义而一时的发泄。否则他不会早在夺取政权以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和 “两个务必保持”，也不会产生“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等论断，以及“我们的一些同志，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曾屈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在不拿枪的敌人的‘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担心。于是他在领导新政权完成了“三反五反”和“镇反肃反”、“抗美援朝”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一系列任务以后，以凝重的心情走进了1956年。

    这个1956年好生了得！北方的“老大哥”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时，突然在半夜里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随后又在1957年11月抛出了《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提纲》，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从而完成了“修正主义”体系的框架构建。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静观其3年多的变化后，于1960年针对性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的声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苏共在1963年3月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随后，中共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先后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南斯拉夫还是社会主义吗？》（三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后来还有《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列宁主义万岁》等等“重磅炸弹”文章。这就是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中苏论战”。

    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的执政党爆发长达9年的大论战，使两党、两国关系也迅速恶化，以致发展到1969年春以“珍宝岛事件”为标志的武力相向。

    毛泽东针对苏联党的路线的演变，又投入了读书、研究和沉思。当他把目光从厚重的历史“教科书”和案头的“九评”文章上移开之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赫鲁晓夫不就是苏共领导人的“第三代”吗？他为什么会全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以他为代表的苏共的“演变”，是否就是西方预言家所说的“和平演变”？中国有没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可能性？“第三代或第四代”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娃娃”们，他们能担当起“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重任吗？……于是，“和平演变”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引申出“反修防修”；而防止“和平演变”的首要途径也就必然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毫无疑问就是必须持续、深入和全面地推进“知青运动”。因为“娃娃”们的教育，远比他们的前辈防止“糖弹”的攻击更为重要，它“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时的毛泽东，已经预测到不久的将来，苏联共产党沿着已经“修正”的路线走下去的话，必定要丧失政权，只不过他没有看到这个后来发生的必然事实而已。

    我们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一直延伸到1989年的“苏东剧变”这条历史的脉络，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和空穴来风。从此，“反修防修”就成为他一生中最后20年的头等大事。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断，在执政党的各种会议、文件上反复强调“反修防修”，并设计了一系列更大的动作：如1964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1966年起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1968年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等等。而最最影响整个一代人命运的就是“知青运动”。他把那个时代的所有城市知识青年，先放到“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发挥先锋队的作用”，充当“先遣军”，然后又放到“广阔天地”里，充当“接受再教育”和改造农村社会乃至巩固国防的“后备军”。

    对于“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的根本目的“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认为那些“走资派”毫无疑问都是“修正主义”者；对于“文革”，毛泽东至少出于三大出发点和必要性:一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需要，要让全国人民在运动中选择道路；二是反腐败的需要，要让广大群众在运动中教育监督干部，建立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机制；三是文化改革的需要，要使广大群众在运动中认清“封资修”的本质从而自己教育自己。而对于“知青运动”，他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预言，从“反修防修”做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而实现“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

    这就是毛泽东从建国以后开始，在将近30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了超过半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背景。
 
    四、经济考量与知青运动

    上文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将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为标志的中国现代知青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的政治背景，那就是“反修防修”。但是，正如笔者在《毛泽东与知青运动的起源》中所言,毛泽东的任何重大战略决策，从来不会仅从某一角度出发。这不符合他一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40多年前以“老三届”为代表的知青运动高潮的形成，有其全方位的深层次背景。其中，经济考量背景举足轻重。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和苏联的援助下，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粮食生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全国上下欢欣鼓舞。记得笔者幼年时大约在1957年左右，市场供应丰富，物价低廉稳定，购买粮食及其制品不要粮票，“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好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于是就有了1958年的全民“大跃进”，在钢铁等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15年赶英超美”的决心使人们相信“共产主义”不久就会到来。但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主要影响因素大体有三：一是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对国家经济实力消耗造成的巨大负担需逐年弥补；二是1956年起中苏“蜜月关系”开始破裂，苏联逼还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武器债务并撤走一切专家；三是60年代初期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更使国民经济受到重创。直到1964年国民经济才出现明显复苏好转并加速发展。到了1968年，我国农业连续15年取得大丰收，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已初具规模，工业、交通、科技和国防各条战线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辉煌成果，还取得了杂交水稻、人造金刚石和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及核电等世界领先的重大经济科技成果；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军事国防尖端成果，和世界上唯一“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初步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更令国人感到无比自豪。

    然而，中国仍然处于“农业大国”地位。不但农村人口占80％以上，而且农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很高却产出极低，这就严重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一句话，农业生产力太过落后。而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决定的因素。可以这样说，人的素质决定了生产力先进与否的根本性质。毛泽东曾有著名论断：“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显然，他所指的“人”，是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一定的文化素养和高昂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且永不“变修”和腐败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然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毛泽东更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用现在的概念叫“三农”）的现状和面貌了。尽管他作出了将近20年的努力，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三农”组织形式，特别是人民公社这个政权与生产组织方式相结合的创举，仍然没有创造出令人满意的“人间奇迹”，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三农”落后状况，他为此忧心忡忡。于是他想到了知识青年——他希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承担和完成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

    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3年“文革”（至1968年）运动又使国民经济出现发展速度上的下滑，尽管绝对值还在增长。据统计，1968年除了国家财政收入361．3亿元，支出359．8亿元，结余1．5亿元和原煤、原油有所增长，以及钢铁、棉花产量与上年持平外，其余经济指标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为了紧缩经济开支，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通知》规定：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1967年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年终结余存款一律冻结；基建、大修和设备更新要按计划进行，严格控制用款；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1968年行政费、事业费，较1967年减少30～40％；一个单位因两派斗争分裂成为两个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一个月内联合起来统一管理，否则军管；财政、银行要支持生产发展，应纳税单位和个人要照章纳税；没有实行大联合或军管的单位，由各组织、业务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会计联合签署；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等等。这是国家级的“节流”措施。

    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发展经济重点在于“开源”。而“开源”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和增加就业，这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双翼。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所有就业均需国家分配。而根据当时的物价测算，每增加一个工人，需要追加3000元固定资产投资。由于3年文革，造成了1966～1968年初、高中两个层次约600万“老三届”（其实是六届）毕业生没有分配，同时“文革”中从农村“倒流”回城的数百万已下乡知青不断请愿上访，要求回城安排工作。可以说，这样的就业需求压力全世界绝无仅有，如果要满足此需求，国家必须追加固定资产投资约200亿元，这在当时国家年财政收入仅300多亿、节余仅1．5亿的情况下，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国家一方面连续2年不断发文件，甚至周恩来总理多次亲自接见上访知青代表，号召“倒流”知青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就地闹革命”外，另一方面开始制定“老三届”的“安置方案”。 

    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１９６８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将所有“老三届”都“安置”到农村去并以插队为主的基本思路，并作出了2．5亿安置费的预算，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著名号召，于是将“知青运动”推向了“史无前列”的新高潮。

    这就是以“老三届”为代表的“知青运动”高潮的经济考量背景。
 
    五、“教育革命”与知青运动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事业（这里主要指对青少年学生的教育，当然也不排除成人教育，其中包括干部教育）的目的，绝非仅仅在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它必然地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政治思想目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连上文提到的毛泽东曾“批评”的孔夫子教育，都并非纯文化教育。孔夫子培养的“七十二贤人和三千弟子”，就是要让他们到当时的各诸侯国去做官主政，为推行他的“礼制”思想和“仁政”政治主张服务。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从来就与相应的举官制度结为“孪生兄弟”，除了秦代以前的“分封制”外，从汉代的“察举制”，再到起源于隋朝、完备于唐朝、改革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消亡于清朝的“科举制”，都是地方上先从“秀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初级“学历”或带有学历性质的“职称”，且容笔者把它叫“学历职称”）开始，逐级向上推举相应“学历职称”的各级官员。可见，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封建教育制度，具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即使是贫苦的普通平民，通过科举制的层层考拔，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做官，所以“读书做官”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本质目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教育的政治性质更加鲜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就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不同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过去历朝历代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目的就是要“知识青年”从小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避免培养出那些“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做官不知为民的封建仕途知识分子，或“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即使是改革开放30年多了，至今这个方针后半部分始终没有变。

    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执政党，从建国以后就开始大力发展全民教育事业，除了成人扫盲外，所有学龄儿童都进入社会主义的学校读书（现在更有《义务教育法》保障），国家不惜从有限的财政收入中拨出巨款，兴建大量的学校，并且实行最低学费制度。一首根植于当今五六十岁的整整一代人心底的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难以忘怀，其中有这么几句歌词：“我们感谢敬爱的毛主席，建设许多美丽的学校”，尽管真正美丽的学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现的，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诚然，解放初期，这些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有很多是从旧政权手中接管过来的，其具体教育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现代教育起源时从西方引入的教育方式，再加上中国特有的读书传统，“读死书、死读书”现象十分普遍；而老师给予学生的目标引导，也无非是通过好好读书，将来可以“成名成家”。笔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小学读到初中，特别是考入全国红旗学校和全市重点名校“一初中”后的第一天，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所做的报告至今记忆犹新：“你们考入了一初中，一只脚开始跨入省常中（同样是尖端名校），另一只脚已经开始做好跨入清华、北大的准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能说老校长的话有什么错误，但它反应了“文革”前整个教育界普遍的教育目标引导，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