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诚然，尽管那时的学校内外到处都写着党的教育方针的大幅标语，但是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除了每学期由老师带队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农村或者工厂去象征性地“学工、学农”（其实大多数时候就是参观一下）外，除了技校，基本上是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事实上，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至今也很难找到真正相结合的好方法，“学校就是教好书”的观念在所有教育工作者中根深蒂固，这似乎也没错。

    但是，正如“红军有三大任务，除了打仗外，更重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样，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带头造旧教育制度反的毛泽东，其思维和看问题的角度始终与众不同。他对于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担心，因此他给出的判断大意是：十七年（1949～1966）来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样，在“让群众在运动中教育干部”和“教育自己”的指导思想下，他就要让学生群众起来造一造学校和老师的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首先从校园里的“第一张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的原因；然后由工人阶级进驻学校，接管教育大权；最后让学生群众到农村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接受“再教育”，从而最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这就是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在1968年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年的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作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同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这一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现在的常州工学院前身，就是其中之一。
 
    紧接着，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大、中、小学校和机关事业单位。首当其冲的是清华大学：在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的工人代表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园，制止武斗整顿秩序；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提出，各地应仿照北京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做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整顿教育。具体做法是：“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人中已经实行了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抽调工人参加宣传队，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的1/10。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从本月底起，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组织学生复课闹革命”。

    笔者和全班同学就是在1968年9月被召回学校，“复课”不久又在工人代表毛菊仙师傅的带领下到国棉三厂学工劳动、到青龙乡去割稻半个月的学农劳动，次年3月就开往苏北农场；本人后来又赴煤矿、工厂，走了长达20年的“与工农相结合”的人生道路。尽管后20多年并未直接在工农群众中度过，但关注他们命运的“工农情结”矢志不渝。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教育革命”路线的结果吧。  

    六、文化改革与知青运动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文化，几千年来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儒家思想又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目的而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它有着包括“中庸”、“三纲五常”和“四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为主要内容的训条。而这里的“礼”，可不是“礼貌”和“道理”的意思，它是指统治者的意志、规矩和秩序，“四非”，即指没有统治者的允许，民众是不能去看、去听、去说、去行动的。因此，很多民众在这“正统”思想的统治下养成了逆来顺受的“集体性格”，形成了一整套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甚至麻木到非要鲁迅起来弃医从文而从精神上进行彻底针砭治疗的地步。由于这“四旧”形成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并经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固”且流传下来，因此在以“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为己任和信奉“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这些封建主义（后来又加进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合称“封资修”）的文化糟粕必在破除之列。这就是“文革”初期所以要先破“四旧”的原因。

    人们也许还记得，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一个号召，他写了八个苍劲有力又挥洒自如的大字，叫做“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粗粗看来，这似乎是一句口号。在“文革”前，人们也确实把它就当作一句口号而已，大概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少必然的联系，也很少知道怎么“移”、如何“易”；而且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一类的东西，居然同改造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联系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经过了“文革”，再经过了改革开放这30年，面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现状，回过头来再审视这八个大字，人们的理解恐怕要深刻得多。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新生的人民政权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各方面的辉煌成就，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然而，毛泽东还是忧虑。他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也好，社会主义现实也好，党和政府为人民制定的宏伟蓝图也好，都好。可有一样东西不好，那就是封建主义残余根深蒂固、资本主义思想死灰复燃、修正主义思潮猖狂进攻（可以统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些“封资修黑货”将严重腐蚀人们的思想，最终不但将阻碍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甚至有可能重蹈“李自成”覆辙。因此他反复强调：“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再联系上述八个大字，他认为开展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重点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的革命已经刻不容缓。所以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除了政治上“选择道路”、“反修防修”两方面的出发点外，还有第三个出发点就是“文化革命”，故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一场思想政治大革命。

    毫无疑问，这场“大革命”必须全民参加，他认为，尤其是青年一代应充当“先锋队”，理由是“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最富有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在“文革”初期，他老人家首先把“破四旧”的任务交给青年一代。但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自以为有文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小资产阶级”的清高。特别是经过运动初期的冲冲杀杀，高喊着“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做，谁做？”的口号，就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了。因此他们似乎不大看得起工人和农民，认为工人手上有油污、农民脚上有牛屎，因而不大愿意到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如上文提到的，严重到“是革命的或者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地步。因此他一方面号召青年人对所有“封资修”文化进行全面大批判，一方面鼓励支持创作一批革命作品来占领文化艺术殿堂和阵地，这就是“破旧立新”。在戏剧界，最典型的莫过于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在小说界，那时几乎很少有新的长篇小说出版，因为长篇小说创作难影响大，而“利用小说（主要指长篇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所以很多作家就转向短篇小说创作；诗歌界也十分活跃，最著名的是天津“小靳庄农民诗歌”，几乎人人皆知。“文学青年”中最庞大的队伍就是诗歌作者，笔者当时也算一个，记得有一首《矿山哨卡》还上过《江苏文艺》（原《雨花》）；在歌曲、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领域，一大批歌唱工农兵、社会主义建设和美好江山以及国际主义的作品流传至今仍不失为优秀作品，如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相声《友谊颂》、山东快书《赔茶壶》等至今耳熟能详；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开辟整版的文艺副刊，影响最深的是《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每期都刊登来自各条战线工农兵的短篇小说、诗歌和曲艺等体裁的原创作品，当然这些都是“革命的、人民大众的文艺作品”。同时，为配合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官方还大力树立先进人物的典型，如雷锋、欧阳海、焦裕禄、李月华、王杰、刘英俊、金训华、门合等。这些英雄人物和“样板戏”中的各个主人公形象，以及整个文艺领域“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构成了极大的文化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用全新的世界观来“武装人们的头脑”，整整影响了几代人尤其是青年人。因此当党和国家发出任何号召，青年一代几乎没有不积极主动响应并毫不犹豫付诸行动的。知青，就是肩负着这一重大任务之一而踊跃上山下乡的。

    这就是毛泽东知青运动的文化改革背景。 
 
    七、加强国防与知青运动

    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国防安全历来是当局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国防力量的强弱和国防措施的疏密决定了国家的安全程度。特别是当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了对立性质以后，国防便显得尤其重要。

    1949年中国大陆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国家”，至毛泽东逝世前的27年内，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基本没有停息过。先是50年代初三年朝鲜战争，又是60年代初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紧接着是十年的越南战争，同时北部边境又遭“苏修”陈兵百万的威胁而终于爆发珍宝岛战役，再加上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真可谓“四面楚歌”；同时国际关系也处于“冷战”状态，“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国防形势始终严峻。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957年初毛泽东又提出：“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同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爆发突然事变的可能性不论有多大，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好，我们都要保持警惕，要准备坏的那一面。在和平时期要警惕坏的情况的到来。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958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以及60年代前期，美国高层曾多次讨论对中国实施核袭击。这年11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阿联酋驻华大使时说，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中都有一些战争狂人叫嚣要对我们进行局部战争，狂言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正对我们发动原子弹战争，全世界人民都将坚决反对美国，以后它就不敢对谁丢原子弹；任何局部的战争都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在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不至于处于完全无准备状态。进入6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大力发展导弹、核武器，展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并于1962年在加勒比海剑拔弩张，险些酿成核战争。此后，核战争阴云笼罩着世界。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应付核战争的准备愈益强烈，并据此做出一系列国防战略决策。1964年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后，11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份情况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美国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应加强战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6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大战也许打得起来，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

    针对上述形势，我国一直把“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作为国防工业和平时期的总方针。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成为指导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文献。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走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道路，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导实施国防战略举措的基本原则。

    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指导思想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国防战略和方针措施，比如国防军工“大三线”建设方针和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全国各地“人防工程”的大力建设措施等。特别是在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和前苏联撤走包括核武器专家在内的一切专家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1970年的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两弹一星”的国防科技新成果，令世界震惊并刮目相看；同时在武装力量的配置上，除了庞大的人民解放军正规军以外，中央在60年代后期作出了全国各省建立生产建设兵团的重大决策，于是“兵源”就成了重要问题。

    从军事常识看，最能够成为兵源的当然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一个国家处于“战备”状态或有可能面临战争的情况下最可宝贵的兵力资源。因此，如果把大量的年轻人长期滞留在广大的城市，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失误。如果说，“大三线”建设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措施是将物质资源及其生产能力隐蔽起来的话，那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不仅是为了让他们“接受再教育”，更重要的是将广大的后备兵源疏散起来的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这项战略措施的具体落实就是在全国各省都建立生产建设兵团。仅以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全省从连云港到南通，在广阔的海岸线上，1969年建立起四个师26个团的兵团准部队建制，隶属于南京军区下设的省军区。且每个团都有一万人以上，大多数是知识青年，全省就是就是近30万人，再加上其他未纳入兵团的农场和广大农村的武装民兵，这样一个省就为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储备”了上百万的“第二武装”。
   
    这个“第二武装”好生了得，它平时进行生产劳动，产生以粮食为主的大量物质财富；同时又以部队化的管理机制对知识青年进行国防和军事的教育与训练，使他们具备比较一般民众训练有素的半军事化素质；一旦战争打响，立即可以成为正规部队源源不断的补充兵源。所以，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生产效能；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粮食；训练有素的“第二武装”屯垦戍边。这就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三重意义。

    尽管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一石三鸟”的战略措施后来会被林彪利用企图作为“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因此他在70年代初期致力于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缓和了紧张关系和使国家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1975年才下决心撤销了除新疆以外的所有建设兵团。

    这就是毛泽东知青运动的国防背景。

    八、社会改革与知青运动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战略经济思想家、文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领导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以后，决心通过全方位的改革而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他把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首先交给青年一代，他对青年人寄予无限希望。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的谈话》）。

    而毛泽东的社会改革，首先从“三农”开始。这是由于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和农民、农村的落后所体现的“工农、城乡、恼体劳动”“三大差别”，再加上内地和边疆（包括东、西和南、北）的差别，实际上是四大差别，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因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毛泽东关于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不仅要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要知识青年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城市生活理念及脑力劳动的优势去反过来“教育农民”，去影响和带动农村社会的改造和发展。在这方面，笔者作为一名曾经的“老三届”知青，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笔者和成千上万常州知青下放到苏北各县插场或插队落户，后来笔者又因支援国家煤矿建设需要而前往江苏最西北角的丰县开山采石、到徐州矿务局当矿工，曾经租住在当地农村的农民家里和北方煤矿工人村长达16年。在与广大农民和由农民转为矿工的长期接触中，既学到了他们淳朴敦厚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又发现了他们包括思想观念、文化科技和生活习惯的落后缺点，因而力所能及地帮助和影响他们逐步摆脱落后面貌。

    早在苏北新洋农场，知青们经常用牙膏和香皂以及常州工业产品同周边农民换取一大麻袋的山芋充饥，同时向农民介绍国家、城市甚至世界各方面发展情况和城市生活，农民们都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和兴趣，同很多知青交上了朋友。1971年在丰县华山乡尹长庄，当地农民看到部队建制的煤建团来到他们家乡又租住他们的“干打雷”土屋非常高兴，见面时总是热情地打招呼：“喝糊糊了吗？”（意为“吃饭了吗？”），原来他们一日三餐以玉米和山芋粉加山芋叶煮一大锅“糊糊”，配以窝窝头就咸菜果腹。可是当男女知青夏天身穿“的确良”衬衫和海绵拖鞋时，因透明和露出脚趾，很多当地农民就到我们的团部、连部提出抗议说“有伤风化”。上级立即指示班排以上干部分头深入每一个农民家庭，宣传国家科技发展的新产品，宣传现代生活方式，把“的确良”衬衣借给农村青年试穿，还送给他们牙膏牙刷香皂教他们使用，每天帮助他们打扫院子和担水，同他们一起交流人生和社会发展情况。这些农村青年很快就接受了新产品和新习惯，老农民也不再抗议。不久，当地镇上供销社就到常州进货“的确良”布料和海绵拖鞋等一系列“南方”城市产品，很快就销售一空；过年时回常探亲，房东老乡一定要把自家养的鸡和猪肉送给我们，探亲返回后我们也回赠他们常州特产，还在食堂举办由大家带去的南方食品宴席宴请村民。如此“军民关系”（实质是工农关系）搞得十分融洽，农民们还主动派技术人员到山上指导我们开山采石。时隔42年后的2013年10月，笔者再次回到丰县华山镇和尹长庄，尽管已经互不相识，但当他们知道是当年煤建团的知青回来了，纷纷奔走相告，前来一起回顾当年知青在他们村庄工作和生活的情景，感谢知青们对他们的影响和帮助。如今尹长庄已与镇区连接，尽管保留着几座当年的土屋和我们开山工地的原址在诉说着历史，而华山镇已是江苏省现代化乡镇建设示范镇，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七十年代中期，有的常州、无锡知青同当地矿工子女结婚成家，从苏南运去几卡车全套家具，在数万人的北方煤矿工人村引起轰动，全村老少前往围观。从此，矿工子弟成家必到“南方”来采购家具，不久当地木器厂也开始生产类似江南的成套家具；江苏省委、省政府连续多年组织慰问团赴徐州慰问矿工，常州的“金狮牌”自行车成为奖励矿工模范和先进标兵的必带慰问品，在数十万矿工中产生极大反响，各矿商店纷纷到常州订货，人人皆以能得到一辆“金狮”自行车为豪；笔者每年回来探亲或到上海开会出差，总要给当地青年捎买大量南方服装和生活用品；还组织他们成立文化理论、学习写作、文学创作和历史故事宣讲小组，创办《矿山文艺》杂志；每每在井下工余和上井以后，总给他们介绍江南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矿工们听得津津有味，钦佩和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每年春节前夕，笔者住宅的院子里还围满了来求写春联的工友……以致几十年过去了，苏北场友和北方矿工还经常来往交流，成为终身朋友。有的农民和矿工甚至常说：江南知青的才华和素质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2012年初夏，笔者随常州“缅怀之旅”团队到云南边疆重走李公朴足迹和缅怀抗日远征军事迹，在瑞丽边疆“一村两国”的银井村，30岁的傣家姑娘罕露奉村委会之命接待我们，在介绍边疆情况时一再提到祖辈和父辈所说的当年汉族知青如何为他们揭示了当地千百年以来用鸡蛋包银子治疗病痛的科学原理，如何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种植和改良生活习惯，生动描述了汉、傣民族亲如一家的真实故事，感谢知青帮助他们走向了现代社会。

    笔者不敢妄断个人或少数知青对落后地区社会进步有多大作用，但数千万知青长达半个世纪“三程跋涉”的实践及其铸成的“善良忠诚、是非分明；拼搏进取、顽强坚定；务实求真、奉献予人；处远怀国、居高忧民”的“老三届”精神，和“贫不失志、挫不失勇、贵不失德”的知青共性，对“老少边穷”地区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及至80年代以来全国知青回城后很快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改革则作用更大，如今7位十八届中央常委中有4位、205位中央委员中有51位曾是知青，就是最好的佐证。
 
    以上这些笔者亲历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知青运动”战略思想是何等地英明正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进行的中国社会改革，首先是从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再从缩小“三大差别”（实质是四大差别）入手，进而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刀，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立体的、全方位的社会改革思路和部署，而“知青运动”就是其整个战略思想和部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独特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毛泽东知青运动的社会改革背景。

    综上所述，毛泽东之所以发起组织和推动从上世纪30年代延安试点、从建国直至70年代中期数十年的“知青运动”，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什么“造成灾难”，而是基于真正的“中国特色”和国际背景，即几千年封建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弱点；政权更替规律或曰“兴亡周期律”；西方的“和平演变”预言；前苏联“变修”的教训；旧教育、旧文化体系的顽固；经济建设和发展现实需要；强化国防和推进社会改革等一系列背景所进行的重大决策，进一步佐证了毛泽东从来不会仅从单方面思考问题和为了单一目标轻率决策而顾此失彼，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专家，是无与伦比的战略家式的国家领导人和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领袖，这就是中国人民今天并将永远怀念和纪念他的原因所在。

    2013年11月

    （该文第一部分发表于《常州日报》2013年12月28日；第一、第二部分被收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非常记忆》一书于2009年3月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