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的回忆虽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们引用他的回忆并不表明我们同意他的政治倾向，不过是取其回忆中的事实真相而已。从他的回忆看，在抓捕江青等人后，一些地方特别是上海确实出现了“动荡”和“血雨腥风”的征兆和迹象，当时他们也做好了动用军队进行威慑和镇压的准备工作。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尽量争取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于是调马天水进京，向他通报了江青等人已被抓捕的情况，可是马天水却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后来又调徐景贤和王秀珍进京。在强大的压力和攻势下，马天水等人屈服了，最终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了权力的交接，避免了一场“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

    从以上我们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围绕权力交接，确实出现了“动荡”和“血雨腥风”的征兆和迹象，毛泽东说的“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获得了史实的验证。这种征兆和迹象不过是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才没有变成现实而已。在这多种因素中当然也包括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在生身所采取的措施。我们下面还要分析这个问题。

    6、毛泽东对于后事忧心忡忡。

    毛泽东在谈话中最后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有人可能理解为对于文革的局势毛泽东已经无可奈何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而只好听天由命了。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英雄人物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才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英雄人物脱离了历史提供的舞台，就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而不能脱离这个舞台去苛求毛泽东为他身后左派的失利来负责，其实毛泽东在去世前已经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为避免权力交接出现的“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做出了他最大的努力。这种最大的努力，到底能否实现避免“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我们从他晚年反复圈画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的诗句中可以窥见他无奈、凄凉的心境。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中又有几个人能够洞察他的内心呢？

    十大后的毛泽东分明认识到了党内文革新兴势力和老干部代表的保守势力这两股力量之间的斗争，他在坚持文革成果的基础上，不论是对双方做的大量说服、教育工作，还是对他们进行的严厉批评，其目的总是在竭力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化解他们的矛盾，以求实现政局的稳定，为权力的平稳交接创造条件，避免“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仍然坚定地认为文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现在是纠正错误的时候了。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化解党内左翼和右翼这两股势力之间矛盾的。

    一九七四年他着重对左翼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行了批评，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要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团结在一起，当然批评他们并不是要打倒他们，毛泽东对他们还是信任的。

    对于当时的右翼，毛泽东也是信任他们的。在王洪文“长沙告状”的时候，毛泽东批评了王洪文，要王洪文回去后找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谈谈。既然邓小平已经写了检查，承认了错误，表示“永不翻案”，那么根据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自然要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重用他。既然重用他，那么就给予他实权。毛泽东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在当时中央的领导人中，只有邓小平在党政军三个机构中同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任何左翼的领导人都没有这种殊荣，因而这个安排格外引人注目。但是邓小平掌权大权后，就要通过全面整顿来扭转文革的发展方向，这是毛泽东不能容许的。

    这种动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一经发现后，毛泽东建议先在中央政治局内对邓小平进行批评帮助，甚至还让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且说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的方面上去。

    周恩来去世后，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46]

    周恩来去世后，在党内左右两股势力激烈斗争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党内稳定和权力的平稳交接出发，在国务院总理人选问题上，他既没有选择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也没有选择担任第二副总理的张春桥，而是选择了排在他们后面的华国锋来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用生病的名义，以体面的方式不让叶剑英继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表明在党内左右两股力量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在国务院总理的选择上，毛泽东是慎重的。这种安排也表明在党内右翼的攻势面前，毛泽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打击。

    但是党内右翼势力并不罢休，在清明节期间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又策化了天安门事件，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示威，甚至还“发生了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47]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作出了“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的指示。毛远新当时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48]

    于是，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在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后，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49]

    我们看到，在党内右翼势力策化了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示威的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对右翼势力进行了反击，果断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但是仍然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他还关照汪东兴要注意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同时，明确了华国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地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重用左翼力量的时候，同样也是重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右翼力量的，甚至让邓小平兼任党政军三个机构的重要领导职务，这表明他对邓小平还是寄予厚望的。

    一九七四年在邓小平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和江青、张春桥等左翼势力发生冲突的时候，毛泽东往往采取批评左翼的方法，来支持右翼势力。但是当右翼势力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全面整顿为名要扭转文革的方向时，毛泽东开始了对邓小平为代表的右翼力量的批评，并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对右翼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限制和打击的策略。由于右翼势力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策化了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示威行动，毛泽东才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我们看到，不论是不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还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对党内右翼势力的限制和打击都是有限度的。这表现在他是让叶剑英以生病而不是罢免的名义离职的，在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时候，仍然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没有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交给左翼势力，而是让相对游离于左右两股力量之间的华国锋来掌权。这表明他对右翼势力仍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这是为了避免采取过激措施，致使他们铤而走险，将党内矛盾推向激化，是稳定党内右翼势力的斗争策略，也是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和平交接。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毛泽东不将权力交给左翼势力，对右翼势力往往还网开一面，留下了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呢？

    前面我们已经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1）毛泽东必须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广大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出发，制定适宜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否则就会造成党内分裂和政局动荡，也难以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创建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很早就看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但是由于斗争时机的不成熟，他在积极工作的同时，也一直在忍耐和等待。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中的红军在过了湘江惨遭损失之后，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层逐渐觉醒的情况下，才以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从军事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后来，有人问毛泽东，你既然早就看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为什么不极早站出来进行斗争，而要等到红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后才进行斗争的呢？

    对这个问题，长征期间担任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伍修权说：“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出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同仅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50]

    我们从伍修权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了王明路线的错误，但是由于当时党和红军领导层中的多数人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因而斗争的时机并不成熟，还需要进行艰难的说服工作。这样就只有等到湘江血战之后，在党和红军领导层的高级干部逐渐觉醒的情况下才发起斗争。但是在斗争中，为了团结党内更多的同志，他又是讲究策略的，仅对当时错误的军事路线作出了纠正，而对错误的政治战线仍然暂时予以肯定。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策略中获得启示。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分明认识到如果右翼上台，他们倡导的路线一旦得以实施，就会在中国埋下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当时在舆论战线中也是这样反复来宣传的。

    但是由于现实社会中并未出现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来的思想理论观点尚未得到历史的验证，党内许多党员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当时积极起来参加文革，在相当程度上是处于对毛泽东的信任，而不是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他们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却没有认识到当时党内右翼势力倡导的路线与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逻辑联系。这表明他们对文革中反修防修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而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他们参加文革是一种自发的行动，而没有变为真正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自觉行动。这种以高昂激情而非理性认识去投身于文革的行动也就注定是难以持久的。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毛泽东对左翼和右翼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

    毛泽东要制定对左翼和右翼的政策和策略就必须从这种现实状况出发。这种状况就是当时右翼路线尚未得到真正的实施，更未出现在右翼路线实施下资本主义大规模卷土重来的事实，因而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并未出现与右翼势力斗争的自觉意识。这就表明毛泽东对党内右翼势力发动彻底斗争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制约了毛泽东对右翼势力采取的进一步行动，致使他只能对右翼势力发动一定程度的反击和斗争。否则的话，就会导致党内的分裂和动荡，而不利于党内的稳定和权力的平稳交接。

    （2）针对党内左翼与右翼激烈斗争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必须谨慎对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党内的分裂与动荡，酿成严重的后患。

    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武装斗争是在各个根据地相对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党内形成了许多山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是从党内存在山头的事实出发，在山头问题上制定了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削弱山头、削灭山头的政策。[51]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我们党内的山头问题，不仅没有影响到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反而在克服了山头倾向以后，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同样，文革晚期的毛泽东在制定政策和斗争策略时，也必须从当时党内左翼和右翼斗争的实际出发，谨慎对待双方的斗争，防止出现后患。这种后患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讲，“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52]

    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会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就可能导致他们的激烈反抗，甚至会铤而走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这一点，因而提前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打了招呼，要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表示与他们站在一起，同舟共济。后来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并非杞人忧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抓捕。一九八○年冬被审判，要不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江青等人判处死刑后是否立即执行时有人坚决反对，江青是会被枪毙的。

    十大以后，党内左右两股势力的斗争逐渐走向尖锐的时候，右翼势力头面人物开始策化如何抓捕文革势力的代表人物了。

    王震曾受叶剑英委托，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进行联络工作，并将联络的结果向叶剑英汇报。他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迷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 [53]王震想了想，终于明白了：大拇指是指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54]

    据与王震接触密切的邓力群后来也曾回忆道：“我常到王震同志那里去。王老几次给我说过，主席去世前后他都到天安门去了，他有点忍不住了。他想要到天安门去剖腹。这时，他肾上生了一个结石，要开刀，就代替了剖腹。主席去世前，王老几次到叶帅那里去，说这样一伙人，这么不得人心，怎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很容易就解决了嘛。好比开政治局会，我进去一冲，把他们一提溜不就解决了吗？叶帅说，主席还在，你搞这个很危险，他不用说更多的话，只讲一句不赞成，通过广播电台一广播，我们不就全军覆没了吗？事情要解决只能等待。毛主席当时身体不好，病很重。意思是毛主席在时不好动手。叶帅还问王老，你同哪些人能说得上话，同他们要保持联系啊。王老说，汪东兴我还可以给他说得上话。”[55]

    王震虽然当时在抓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是积极的，后来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也卖了不少力。但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的严峻状况，资本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的严重隐患，王震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忧心万分。临死前他觉得自己很惭愧，对不起毛泽东，由衷地感叹道：毛主席至少比我们远看五十年。当然这是后话。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右翼势力的头面人物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要对左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下手了。不过是碍于毛泽东的声威，这个时候由于没有把握，因而还要等待时机而已。

    面对右翼咄咄逼人的攻势，毛泽东对左翼和右翼采取的措施会直接影响到右翼势力的行动。他不能不考虑到党内左右两股势力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将权力交给左翼，对右翼进行的打击也是有限度的。从他选择了与左右两翼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华国锋来看，他的选择是慎重的。他采取了一种相对倾向于左翼的斗争策略，以平和左右两翼之间的矛盾，防止极端事件的出现，希望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

    （3）党内斗争的原则决定党内斗争的策略。毛泽东从党内斗争的原则出发，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策略，是不可能在党内斗争中去采取非法斗争方式的。

    有人可能会说，毛泽东既然认识到了如果右翼一旦掌握政权，实行他们的路线，中国就会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为什么他不采取措施将右翼势力一网打尽呢？

    毛泽东主张党内斗争中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不能采取暴力斗争的方式。他一生都是恪守这一信念，严格遵守这一原则的。同时，他还认为右翼势力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只要社会上还存在阶级斗争，党内右翼势力就会产生。因而党内右翼势力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讲还是有必然性的。即使这一次把右翼势力的头面人物拿下了，还会有新的头面人物冒出来。这不是好的办法。正确的方式不是消灭右翼势力，而是将他们置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使他们主张的路线不能在党内取得支配地位。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高层政治生活会，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自己过去在党内斗争的经历时说：“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只好自己吃苦。如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当几个月民主人士。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甫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每次开会，四比三，我服从，不同第四人谈。到黎平，才改变了战略，争取群众，公开讲，博古赞成（这以后长征才避免了逃跑主义）。采取合法手段、合法态度解决问题，等一等，比采取非法手段好。这是讲领导机关犯了错误情况之下，要改变其错误而言。”[56]

    毛泽东回忆了两次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打击下的情形。毛泽东恪守党内斗争的组织原则，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一面进行着艰难的说服工作，一面等待着党内同志的觉悟。

    也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在八月十六日的讲话中批评了彭德怀在长征期间主张扣押人质的事。他说：“张国焘的错误引导四方面军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个责任在张国焘。张是中央派去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用武力解决，是在甘肃南部，那个两省分界地方的时候。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唯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57]

    毛泽东主张在党内斗争中用说服教育的方法，等待着党内同志的觉悟，而不能采取武力解决的方式。当时的情况是，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混编为左路军、右路军分头北上。当时党中央随右路军北上。在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方针主张南下后，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转而同意张国焘南下的方针。这时红一军团已经北上，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兵力微薄，因而彭德怀才向中央提出扣押人质的建议。

    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说：“（我）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经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58]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在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准备追击。后来彭德怀回忆说：“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59]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历程中，不论是遭到党内同志的误解和打击，还是自己的正确主张没有被接受，他都遵守党内的民主程序，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服从中央的领导。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他隐忍待发，做着艰难的说服教育工作。他对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方式深恶痛绝，严格恪守党内斗争的底线，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来解决党内出现的矛盾和分歧。由此我们也就理解毛泽东在党内右翼势力就其性质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他们的面目也没有公开暴露的时候，就只能采取批评教育和说服的方式，而不可能去采取武力斗争方式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右派一旦上台，就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由于当时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党内左右两翼之间的实际斗争状况以及党内斗争的原则要求与毛泽东高度的党性修养，这些因素使他既不会采取将右派一网打尽的策略，也不可能将权力交给左派，而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平衡两派的作为，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待将来在时局的演化下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觉醒。毛泽东只有“天知道”的回答，实际上预示着当时斗争形势的不明朗，同时也有对左右两派一旦出现对抗就会导致局势动荡的深深忧虑。

    由以上我们从历史文献资料中对毛泽东去世前关于自己所做两件大事的考证中可以看到，这个谈话的基本内容是有史实依据的，也可以获得其他文献资料的印证。另外，我们从谈话的用语和风格上来看，也与毛泽东的其他谈话和行文风格确有相似之处，这又是别人难以模仿的。因而我们认为这个谈话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被认可的。这个谈话是毛泽东去世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

    四、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毛泽东将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是确实的，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其他谈话的文献资料中得到印证。这两件大事就是建立人民政权和巩固人民政权，从革命的性质上来说就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2、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意味深远的。

    这里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是将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呢？

    我们知道，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基本建立，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毛泽东也曾说过三大战役的胜利都没有使他这样高兴过。但是毛泽东却没有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一基本矛盾，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基础上（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有一个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同时还要有一个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而且还会得而复失。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真正含义。我们不幸地看到，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已经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史实中从反面得到了验证。

    正是这样毛泽东才将上层建筑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将经济基础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

    3、从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毛泽东采取措施在竭力避免交班时出现“动荡”和“血雨腥风”的结局。

    毛泽东估计了交班的两种结局：一种是在和平中交班；一种是在“动荡”，甚至“血雨腥风”中交班。鉴于党内左右两翼进行的激烈斗争，在权力的交接上他既要巩固文革的成果，又要维护社会的稳定，避免“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围绕这个中心，他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谨慎地去处理左右两翼之间的斗争，防止不测情况的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他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许当年汉高祖的“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60]的歌声能够表达他此时无奈、悲凉的心境。

    4、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认识和利益处置上的局限成为制约毛泽东文革措施实施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决定文革成败的决定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