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章选自《习仲勋革命生涯》

    习仲勋1943年来绥德担任地委书记的时候，我正在绥德分区“文协”工作。

    1943年5月，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绥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竟成了被抢救的“失足者”中间的一个。

    5月的一天，新来的地委宣传部长（原来的副部长邹文宣已经调回延安）找我谈话，出示一份中央文件，叫我交代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我听了感到突然，立即表示，我历史上没有政治问题。他严肃地说：“你有问题，肯定有问题。你好好学习这份文件，写出坦白交代材料。为了给你集中时间，停止工作，不准你找任何人交谈，暂时住到地委院里为你准备的一间小屋。”就这样，我被隔离起来，写反省材料。

    我最了解自己，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我参加革命是真诚的，虽然今天遭到怀疑，一定能够真相大白，还我清白。我多么盼望有人代表组织听我申诉，具体弄清我的问题所在。可惜我一再请求宣传部长和我谈谈，都受到严厉的训斥，只有一个答案：“你必须老实交代政治问题。”

    我详尽地写我的历史经历，凡是我经历过的事和人都写上了。宣传部长看了我的反省材料，说：“根本不行，没有交代政治问题。”我再从头写我的历史，交上去，他还是说：“根本不行。”

    写了交上去，不行，再写再交，还是不行。如此多次，毫无结果，精神压力一天比一天沉重。二十余天过去了。

    我忍耐不下去了，想方设法通过习仲勋的秘书传递我想找习仲勋谈话的信息。不几天，秘书领我去见习仲勋。我讲了接受审查后无法解脱的困境。习仲勋说：“你写的历史经历，我看了。一个人过去的历史事实，总是可以搞清楚的。你有政治问题，一定要老实交代。你没有政治问题，切不可乱说。”

    习仲勋的话不多，我听了感到心里豁亮。

    正在其时，我听说王震率部队路过绥德。我曾在王震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三年，但当时我正处在被审查中，是没有办法直接去找王震的。我只得请求习仲勋，允许我和王震见上一面。那一天晚上9点，秘书领我到绥德专署王震下榻的房间。王震忙了一天已经躺下，他叫我坐在床沿上。我向王震问好，讲了我眼前的处境。他说：“我听说了。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对党无限忠诚。对待党的审查，要老实交代。没有的事，不要乱说。”王震和仲勋同志都是我心目中十分钦佩的领导者，他们的嘱咐，我都铭记在心。

    7月，绥德分区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进入高潮。我在隔离室里听到这一重要信息，主观地认为组织上对我的审查该有个眉目了。同事，也意识到，一时无法查清我的问题，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遭遇。

    为了表示我襟怀坦白，积极主动地参加运动，我向大会秘书处请求给我一份工作。秘书处同志请示大会领导之后，给了我一份独特的工作：大会期间，每天出版一期对开大小油光纸的大会简报，摆放在大会主席台左侧。由我编辑、誊写、张贴、归档。会前两天，秘书处给我送来10张对开油光纸，分红、黄、绿3色，供10天出报之用。我乐于承担这个任务，认为也算是为运动出一份力，内心深处闪过一个念头：能不能按期出完10张简报？会不会碰上意外？大会期间，每次写出一期，我总数一遍手头的油光纸还剩下几张，一直到出完最后一期。这10天，在提心吊胆中度过。

    10天大会开得严肃、紧张、激烈，规模之大，与会人数之多，在绥德是少有的。主席台上，设置大会主席、秘书长的座席，在台前特设坦白交代者的条桌。随着大会执行主席根据群众检举叫到的名字，上台坦白交代、或者上台表态，台下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不断。对于有的被叫到台上，证据确凿，却拒不交代的顽固分子，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大会执行主席宣布逮捕，由法警当场拘捕。我总觉得，我是个清白的人，会场上对失足者的紧急抢救，我不在其内。同时，组织上明白提出我有失足者的嫌疑，有的同志逼着我坦白，值此大会，会不会逼着我上台表态？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我看着大会上的一切，时刻让复杂的心情折磨着，到了大会的第六天，正是习仲勋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大会中间，宣布一个坦白交代者可以下台之后，坐在会场中的民众剧社副社长王瑞荣站起来，高声要求：“殷参应该上台表示态度！”会场中沉默一下，只听见仲勋同志宣布下一个上台坦白的人，会议照常进行。我听到王瑞荣的提议，立即做好上台的思想准备，只要仲勋同志一叫我的名字，随着群众的口号声，我就得上台去。当然，我只能说我没有问题，至于后果，那就无法顾及了。如今，经过仲勋同志一挡，按照原来顺序叫别人上台，我就避免了一次大难。大会休息时间，我看见王瑞荣赶到台上找担任大会秘书长的宣传部长，又找仲勋同志，他们说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当天大会和以后的几天大会，再没有出现叫我上台表态的临时动议。

    没有料到的是，大会之后5天的一个晚上，地委副书记叫我去谈话，在座有三四个同志作记录。开头的气氛良好，问我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我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的情况，尽量让我讲得详细些。我也正想借用让我提供情况的机会，说明我的历史上确实没有问题。从晚上8点谈到午夜12点，副书记让大家休息几分钟。再谈时，副书记说：“听你讲的历史，什么问题也没有。根据掌握的材料，你有问题就是没有讲。”他说：“等你坦白已经很久了。今晚给你最后的机会。再不坦白，只好等天亮送你去保安处，到那里坦白去。”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无可奈何地说：“我已经讲了全部真实情况，到哪里都只能这样讲。”又说：“不知道组织上掌握我的什么材料，早晚会证明它只能是假的。我不能说假的。”副书记说：“只要你坦白，说什么都可以。”我说：“要坦白，我只能说假的。”从此，我开始假坦白。当时我作了一个说明：为了避免混淆，我公开承认何时何地有政治问题。交这份假坦白的材料时，我给组织上同时交一份真实情况材料以存档。以后，凡是交一份假坦白材料，都同时有一份真实情况材料存档。判定我的历史结论，只能以存档的真实情况材料为准。第二天，我成了坦白从宽的失足者，走出隔离室，恢复了行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