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烈的会场，与会者高唱国歌。（中红网王忱摄）

肖衍庆说：“一个人在顺利的时候，坚持理想信念是比较容易的；一旦遇到逆境，能否坚持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中红网王忱摄）

李定凯说：“《讲话》的精神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被70年来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它的真理光芒更加显得耀眼了。”（中红网王忱摄）

韩西雅说：“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土壤里，只要有才能，就能够破土成长起来。”（中红网王忱摄）

张德坤说：“《新国风》绝对是面向工农兵的。”（中红网王忱摄）

各人民文艺团体为本次会议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中红网王忱摄）

王忱说：“《讲话》问世后对革命文艺事业的指引和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田野摄）

    中红网北京2012年5月24日电（红笔杆）由首都多家毛泽东思想研究单位组织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周年活动，于2012年5月19日上午十点一刻在北京陶然大厦三层多功能厅举行。与会者共计二百余人，表示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今天，恰逢《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本站特选在此日推出关于本次活动的报导。

    为了把此次纪念活动筹备好，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中国毛泽东研究院、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新国风》杂志社、中国红色历程研究会、东方红网、红色中国网以及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早在三月初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从组织写作班子、写稿、修改稿子、会议各项分工到会场准备、文艺节目彩排，这些单位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心血。
在5月19日这天，一切组织是有条不紊的，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活动无法在原定的位于弘燕东路的山水米兰文化沙龙召开。但是，组委会有充分准备，三辆大轿车拉着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来到了陶然大厦，这里也是之前就选定的本活动补充选址。

    在会场正中，悬挂着斯诺在延安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著名的戴着红军帽的像片，两侧是国旗与党旗。正中的横幅上写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会议一开始，全场首先高唱《东方红》和《义勇军进行曲》。在热血沸腾中，会议主持人、中国毛泽东研究院院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青柯有感而发地说：“大家看看，现在举行一个纪念毛主席的活动是多么的困难，还要转战。”此话引起了观众们的共鸣。

    接着，马青柯介绍了参加本次会议的有关单位及个人的情况，并说明他们做了哪些工作来迎接本次会议的举行。台下纷纷鼓掌，向这些热心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单位和个人致敬。

    会议共有五个主要发言人。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原会长、现名誉会长肖衍庆同志。他虽然70多岁了，但是声若洪钟。他首先说：“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我们聚集一堂，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世界上的伟人很多，但是，因一篇讲话而引起人们年年纪念的，只有毛主席……”

    话音未落，台下就响起了一片热烈而认同的掌声。

    肖衍庆接着用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述了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老名誉会长丁玲和老会长巍巍的故事。肖衍庆认为，这两位老人都是用《讲话》精神改造世界观，终生坚持革命的典范。

    谈及当前，肖衍庆振聋发聩地说：“如今，劳动人民，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重新沦为‘弱势群体’，而且在文化教育上更沦为了‘弱势群体’。弱肉强食，卑鄙者冒充高尚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文艺界，不少名人不但不深入中国的社会底层，不与工农兵结合，不为工农兵服务，反而纷纷放弃中国国籍，争当外国人去了。文艺作品成了一般的商品，成了获取利润和名利的工具，在市场上高声叫卖。文艺工作被作为一种创造GDP的产业被大力推动着。美国的好莱坞用行贿的手段打进中国的电影市场，而中国的电影界正在举起双臂拥抱好莱坞。从这些无穷无尽的乱象中我们认识到，《讲话》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后肖衍庆总结道：“《讲话》第一次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最喜爱的、最动感情的认识领域——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让我们以《讲话》为座右铭，为恢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作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吧！”

    随后发言的按原计划应该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作家陶冶同志，但是他因病无法出席纪念大会，改由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李定凯同志替他做主题发言。陶冶的文章很长也很细致，讲述了《讲话》产生的背景以及召开的过程。他高度评价道：“这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次由党中央召开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盛会，标志着党领导下的文武两支军队的正式结合。从此革命的文艺大军就像乘坐在一艘大海中的航船上，找到了指引正确前进方向的灯塔，拨开了眼前的层层雾障，向着胜利的目标奋进。点燃这座灯塔的，就是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陶冶本文还引用了毛主席《讲话》中的十段论述，基本完整地反映了《讲话》所阐明的在中国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路线、方向、道路、方针和政策，延安文艺界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怎样解决问题，即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文艺纲领，《讲话》有着光辉的意义，但是时至今日，却面临着一些势力的挑战。对此陶冶文中指出：“在毛主席去世以后，《讲话》不断地受到公开的、集中的、疯狂的质疑、贬低、歪曲、篡改、攻击、诋毁和否定，直至被抛弃。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学术权威，把反对《讲话》或者散布‘过时论’作为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事业的一部分……三十多年来对《讲话》否定和妖魔化的结果是什么，只要是抱着实事求是态度的人们，看一看我国文艺界的现状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社会主义文艺的光明前途是要靠斗争来实现的，对此陶冶认为：“当年是进入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改造党，今天则是混进共产党的资产阶级正在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和整个社会。对于一切为恢复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而斗争的革命者来说，《讲话》就是指引我们在文艺战线上反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永不熄灭的灯塔。”

    第三个发言的是中红网的年轻记者王忱同志。他因为觉得文章比较书面，当做主题演讲未免复杂，于是脱稿而谈，采取了全口语的叙述。他所讲的，主要是《讲话》问世后对革命文艺事业的指引和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地由细节见精神，以小见大，他从他的爷爷王炎同志在延安鲁艺学习期间，受到《讲话》精神影响后的创作经历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