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将武汉军区支左错误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不同意将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打倒，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避免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恢复稳定有序的政治要求，是毛泽东决定调整文革政策处理武汉军区领导在支左问题上犯错误的出发点。因为在军队执行“三支两军”过程中，在全国确实形成军队控制全国的局面。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在支左过程中确实犯了方向性错误，但若将其打倒，势必会在全国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将打击的矛头引向军队。如果当时唯一有力量控制全国局势的人民解放军陷于混乱，那将真会导致天下大乱而不可收拾。

    同时各地军队干部对这种冲击会持什么态度呢？

    “七二0事件”，分明是有的部队和群众组织采用暴力方式强行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对中央的一次示威。在文革开始后，从中央至地方的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对文革持一种抵制态度。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转弯子，在无奈下才不得不同意将他们打倒，或靠边站。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由于军队角色的转变，军队干部又负起了地方党政干部的职责，文革冲击的重点是干部，军队干部势必也就成为冲击的重点。因而就会使军队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一样，会对文革产生抵触的情绪。武汉军区支左错误和“七二0事件”的爆发就是一个苗头。是既将出现冲天大火—天下分裂动乱刚刚冒出来的一点火星。

    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使毛泽东透过这个刚刚迸出来的火星看到了隐藏在后面的巨大隐患。同时，群众组织的分裂，造反派的受压在全国则是普遍现象，左派难以凝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涣散性、无组织性的弱点逐渐暴露，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调整政策。

    这里我们看到文革的发展和天下稳定的对立统一。从根本上说，开展文革是为了实现天下的稳定，缓和矛盾，但文革的开展必然会对稳定造成冲击；为了文革的开展，既使冒一定的混乱和风险也是必要的，但当稳定遭到根本动摇，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时候，求稳定就是第一位的目标，文革的开展就要服从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这就是毛泽东调整文革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二0事件”后，如果将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打倒，强力推动文革，在军队干部控制全国政局的情况下，会客观上迫使军队干部联合起来抵制文革，倒有可能真会酿成兵变，当时的局势难以再承受这样的动荡。如果强力推行文革，遇到兵变、激烈对抗，中央将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是调整政策，转入战略退却，或者是采取武力措施，将其消灭掉。如果到不得已时，中央再不得不调整政策，转入退却，那将要被动得多，且严重损害中央的权威，对文革成果的筑固也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若采用武力措施，强行推动文革，有可能引发军队领导干部的集体对抗，而这种对抗通过“七二0事件”又已经露出了一点苗头，是即将出现的大规模激烈对抗的前兆，这会偏离文革的既定轨道，也与文革的意图背道而驰，将导致内战局面，文革的成果也将在这种内战中毁于一旦。毛泽东将文革定为反修防修的“演习”，是“演习”就要通过“演习”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而不能真刀真枪地去拚命，不能在“演习”中将自己的实力消耗掉。因而继续采取激进化的措施来推动文革，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在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的情况下，就会使文革的发展脱离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轨道，最终以四分五裂的惨状收场。这当然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因而，毛泽东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果断地调整了文革的政策。

    在一九六七年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

    在“七二0事件”后，林彪等人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七月二十二日晚，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决定：

    ①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②起草文件通知全国；③召开百万人大会。这三条都被迅速执行。林彪对江青等人说：“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28]

    在这一次会议上，林彪把“七二0事件”定为“反革命爆乱”。 [29]

    武汉地区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被撤销番号。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30]

    王力回忆说：“社论报道从这时就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以后在京西宾馆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31]

    另外，据林杰回忆：

    “ 7月24曰，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简称《一封信》)请毛主席审批。

    这天毛主席还收到武汉军区党委关于“七二0事件”的电报。主席先以中央名义亲自写了《中央关于“七二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复电认为，陈再道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认真改了“仍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的行列。”意思很明显．陈再道不是军内一小撮，不是叛逆，不要打倒，这是毛主席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一封信》却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实指陈再道等)，是军内一小撮“叛逆”，要严办。毛主席对林彪同意的陈伯达写的《一封信》批示说：“退林彪同志酌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3页)。毛主席不同意批发《一封信》，而且在“退”字下特加了看重号，重点是退。显然《一封信》和毛主席亲拟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是对立的。

    可是，林彪和陈伯达坚持错误意见，竟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7月27日向全国下发《一封信》。同一天，林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更严重的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26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指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与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引者注）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和武汉问题的处理意见。毛主席1967年7月25日亲拟的《中央关于武汉“七二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同林彪1967年7月27日下发的经王力篡改过的《一封信》有重大不同。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北京由林彪主持工作。内部大量印发宣传中央的《一封信》，而不积极宣传毛主席写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32]

    从以上的史料中我们看到，林彪认为“七二0事件”是全国性问题的集中体现，因而乘机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将武汉“七二0事件”称为“带枪的刘邓路线”，显然是要把陈再道等人打倒。这必然导致将斗争的锋芒引向军队，对军队造成更大冲击，带来军队的不稳定，难以正常地履行职能。在文革全面夺权已造成地方党政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军队成为当时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一旦军队出现混乱，那么将会使全国出现向更加混乱演变的趋势，甚至出现分裂割剧的结局。林彪和毛泽东观点的不同，单纯是一种认识的不同，还是有着利益的动机呢？从陈再道和林彪并非一个山头和上面所引史料来分析，显然不能排除林彪这样做的利益动机。

    由此看来，毛泽东和林彪在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和“七二0事件”后文革的发展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毛泽东对“七二0事件”采取缓和措施，仍称陈再道为同志，寄希望他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打倒他。对文革的政策做出调整，由“放”转为“收”，以避免局势的失控。

    而林彪却主张要严厉处理，将“七二0事件”称为“带枪的刘邓路线”，显然是要打倒陈再道。这势必会造成对军队的进一步冲击，从而使局势陷入更严重的混乱，这与毛泽东在“七二0事件”后确立的调整文革政策，缓和社会矛盾，防止局势混乱的设想背道而驰。

    这种对文革发展认识的不同对他们之间关系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洞察力，分明意识到他与林彪的这种分歧，也会联想到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这是一种单纯认识上的分歧，还是有一种利益的动机呢？

    当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泽东结束视察回到北京时，王海蓉问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看法时，当时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毛泽东也不好说什么，而是念了唐朝诗人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就杜门谢客了。[33]

    2、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产生的分歧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七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

    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的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起找林彪同志谈一谈。”

    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

    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名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

    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是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
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编，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政治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34]

    对于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的态度，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道：“在这个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以前，也对报告稿一次也没有看过，自然一个字也没有改过。他原来布置‘拉条子’（指为林彪起草口头发言稿。—引者注），说是在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35]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汪东兴回忆道：

    “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指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

    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36]

    康生大概看出了在围绕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的矛盾。

    如果单纯是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在起草政治报告过程中的矛盾，这属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矛盾，况且是毛泽东让康生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来搞的，康生也用不着避嫌。但康生分明看出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大政治报告上争论的背后，是毛泽东和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分歧的反映。因而康生即使是毛泽东要他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情况下，他也借口生病而不参加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的讨论。

    但当张春桥、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却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37]

    看来，康生知道林彪衷意于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初稿写好后，康生就给林彪打电话，说自己没有参加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稿的讨论，以消除林彪误以为自己参加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而可能产生的不满情绪。康生的电话用语显然是经过精心斟酌过的。关于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稿，康生并没有称赞，而是用词谨慎，在肯定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它存在不足。因为康生知道这个政治报告稿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的，因而他说“报告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但鉴于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报告稿的冷淡情绪，康生又指出它的“份量是不够的”，还要进行讨论修改。

    我们通过分析康生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的作为可以看到他似乎已经敏锐地发现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分歧，而他自己则圆滑地游刃于其间，显示出明哲保身的官僚习性。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知道，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本来毛泽东是让林彪挂帅，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一块来起草。当时已决定林彪在九大上做政治报告，陈伯达常往林彪那里跑，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当然反映了林彪的观点。但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他们三人不能合作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方面，更体现在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稿的立足点不同。

    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平行作业，分别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的名称是《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其拟定的提纲和起草的部分进行讨论时，张春桥、姚文元说：陈伯达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陈伯达则讥讽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稿是一个“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38]这种报告立足点的不同反映出中央高层在文革发展和大政方针上的分歧。

    但从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鼓吹唯生产力”方面，可以透射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稿，主要讲发展社会生产，而没有着眼于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报告立论的中心。当然这个报告体现了林彪的观点。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在谈到这个问题是说：“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39]这进一步可以说明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立足点的不同。

    但最终毛泽东采用了张春桥、姚文无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主要原因还是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更体现了毛泽东的思路和意图。

    因而，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主题的争论实质上体现了毛泽东与林彪关于文革发展及政治观点上的分歧。

    那么是否就象有些人那样简单地认为，九大后林彪主张搞经济建设，而毛泽东仍坚持进行文革，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呢？

    实际上并非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一方面用巨大的精力抓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用巨大的精力抓经济建设。毛泽东发起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种探索。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这种探索遭到挫折，当然这是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不过要总结经验教训，予以规范调整，使之更适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毛泽东顶住了党内外的压力，在坚持农业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纠正错误，用四年时间领导全党完成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决策“两弹一星”，制定以吃、穿、用为目标的三五计划，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改善中国经济布局不平衡出发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夺权陷入严重混乱时，毛泽东又果断决定动用解放军进行支农、支工，以维护工农业的正常发展。九大结束后，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40]

    由此看来，毛泽东决不是不重视发展经济，而是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这两者之间，更测重于抓阶级斗争，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抓革命，促生产”。显然，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决不是经济建设该不该搞的问题，而是下一步党的中心工作的测重点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如何才能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始终不变，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有经济建设的发展成果。

    毛泽东和林彪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应该是什么？

    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观点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以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体现了林彪思想观点的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则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报告的立论基础。应该说，这两份政治报告稿都讲到文化大革命，也讲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但这两份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不同，这种不同客观上反映出毛泽东和林彪对文革和国家大政发展的方针政策上的分歧。

    （2）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筑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41]

    只有这样才能筑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在经济战线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就难以筑固。而我国经济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一旦失去，也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发生动摇，资本主义复辟也就随时会出现。因而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过去进行的“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找到这样一条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进行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