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敌机并没有来。朝鲜的雨季已来临,当时工兵在紧挨大洞口的地方用厚厚的山石为总分社盖了个不到20平方米的掩蔽部，有两窗一门,窗户是用白纸糊的,里面用小课桌拼成一张长桌。那几天连日大雨,又未见到敌机来炸,7月29日起,大家就出洞在掩蔽部里围桌工作。8月5日,白天阴沉沉的,有12架喷气式飞机来轰炸、扫射,目标似乎是附近还在生产的工厂。晚上,几乎所有在家的同志都到掩蔽部写稿、编稿,只有普金到司令部开会去了。晚9时左右,也没听见飞机响,美国的B-29轰炸机就到了头顶,一个炸弹突然在离掩蔽部几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户纸被震成碎片,蜡烛被震灭,桌上的稿纸飞了一地,大家马上飞奔进洞。丁德润和我因为坐在最里面,又要把地上的稿纸一张张摸起来,当我最后进洞时,第二批炸弹崩起的泥土石块正打在我们背上。洞里冬暖夏凉,夏天也要披棉袄。那时,我们都棉衣在身,幸而无碍。进洞点起蜡烛上“楼”,在各自小桌前继续看稿。在深深的山洞里,头顶不断传来的炸弹爆炸声,有点儿像打闷雷,烛火也被震得飘动起来。第二天,我们检查,掩蔽部外被炸出一个大坑,但只损失了一个破脸盆。大家都深感庆幸,说如果那炸弹不是偏了几米,总社就得重新派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了。

    随着我空军力量的加强,到1953年,美国飞机收敛多了,我们又逐渐睡到了洞外。总部最后一次遭炸是停战前一周的7月21日,好几架喷式气机大白天就来狂轰滥炸,山头上爆炸声不绝。晚上,一道命令,大家又都睡到洞里去了。

    洞中生活不见天日,又十分潮湿,特别是空气不好,确实使人难耐。1952年1月18日,住在坑道深处的机要组副组长雷兆喜,睡着时觉得很难受,原来这金矿还有部分在生产。那天,金矿出了点儿事故,一股有害气体飘过来,老雷首当其冲,挣扎着叫了几声便昏了过去。睡在不远处的机要员王琨听见叫喊,以为有特务进来,拿起一张凳子就去拼搏。后来他坐在床上和老雷说话,不觉也昏了过去,而且保持着抬手说话的姿势。他们被发现抬到洞外时,人已经僵住,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雷兆喜醒过来时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吃力地说自己的贡献太少,还要多做一点儿事。这次事故后,2月3日,大家冒着严寒搬下山住,但只两个月就被敌机又赶回到坑道深处。

    总分社的很多同志都有同炸弹、机枪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机要组组长连培生一次回安东,坐在一辆美国中吉普的最后,人太挤两脚只能翘在车外。中途遇空袭,一梭子弹下来,只觉得脚一震,下车疏散时走路很别扭,原来是一只鞋子的后跟被打掉了。

    在我们同敌机作斗争的同时,普金从严治社,总分社工作紧张有序,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培养了好的作风。业务上,要求编辑要十分尊重记者的劳动。战地采访,总是要冒着危险,每一篇稿件都不是轻易得来的,因此“枪毙”稿件是件大事,能挽救的要尽量挽救。不少稿件都是经他和我们一起研究,有时一商量就是一两个小时。稿子编得不好,马上就被打回来。有一段时间每周都要作工作小结,后来改成每月一总结,年终要做鉴定。因粗心出现事实错误,会被叫到他面前听批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有的同志暴露了一些毛病,会开会进行批评、给处分甚至调回国内,丝毫不含糊。学习也抓得很紧。在家的同志组成小组,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讨论时事。他要求自己也严,主动开会征求对他的意见,大家也能畅所欲言。他在开城工作期间,在总分社主持工作的陈伯坚、夏公然等仍然保持了这种作风。潜移默化，我们从中受益。

    1953年1月,志愿军政治部为入朝以来各部门表现优秀的同志评功,总分社有几位同志经小组提名、军人大会通过、领导同意,最后经政治部审查批准,立了三等功。这年9月,又在出国作战纪念日前为当年表现优秀的同志评功,总分社又有一批同志立三等功。每立三等功一次,由政治部发证书和朝鲜的军功章一枚。这年出国作战周年纪念时,又按年资发给我们军功章或朝鲜的勋章。这样,我就得了三枚军功章。这些军功章和在这以前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是我终生的珍贵纪念。

    志愿军政治部的生活条件也逐步有了改善:每天两顿饭改成了三顿,主食由高粱米饭改成了大米白面;1952年春有了澡堂,十天半月能轮流去洗一次热水澡;1953年春建立了图书馆;政治部礼堂还常放电影;卫生所也扩大了,还为大家检查了一次身体,我的检查结果是左肩有风湿性关节炎,体重46公斤。我们节日生活的变化更明显,1951年国庆节,我们会餐的四菜一汤是:豆腐、青菜、花生米、饭团、酱油汤;1952年国庆节,白天听天安门广场阅兵的实况广播,山头上一片欢乐气氛,晚上会餐是六个菜还有酒,餐后和宣传部联欢,有舞会。有时还会让大家包顿饺子,由伙房发面粉和饺子馅,自由组合在山下河滩边操作,包好后到伙房煮。我不会包饺子,只能当下手和跑腿。我们还在山头种菜、植树。种菜是为改善生活,植树是政治部的统一安排,树苗是由国内拉来的,为的是给朝鲜人民留个纪念。

    停战后,政治部和总分社的各方面条件有了更大的改善。政治部派工兵为总分社在洞里离洞口很近的地方炸出一片较大空间,四壁贴上木板,成了一间比较像样的房间,可以办公、住宿。不幸的是,炸洞时一位工兵捅响了一个臭炮,被炸掉左臂和右手的大拇指,旁边的两位工兵也受了伤。发生这样的事，总分社的同志们非常难过。

    如今想起当年桧仓那一幕幕,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想起普金的严厉，陈伯坚的潇洒，夏公然的敦厚；想起冬季那漫天的大雪把山头变成一片银色，半夜出洞踩着厚厚的积雪呼吸新鲜空气，感觉那真是舒畅；想起夏季连绵不断的大雨让本来就很潮湿的坑道变得分外讨厌；想起了去司令部的那条山间小道，晚上孤身走这条道回来时的壮着胆；想起山下我们一天也离不开的那条溪流。这一切仍晃如昨天。

    重返桧仓

    1992年10月,朝鲜记者同盟通过中国记协,邀请曾在朝鲜前线工作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组团访朝。我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并任副团长。代表团主要由当年在部队报纸工作过的同志组成,新华社只有我一个,在桧仓住过的也只有我一人。我提出访问日程中一定要包括桧仓,我要去看那住了两年多的山头,要去扫墓。朝方同意了。

    在平壤访问几天后,10月22日早上7时半,我们准时在高丽饭店的大堂里候车,这是约定的出发时间。平壤到桧仓要近4个小时,如果上午11时多能到那里,我就可能有时间去探访总分社的旧址。但是,任凭你在大堂里不断张望,总也不见朝方人员的影子。到10时半才来了人,原来因为汽油不够,这3个多小时都花在弄汽油上了。

    汽车出平壤后，走一段就上了砂石路，和40多年前一样，车后扬起了一溜沙尘。偶尔能看到村庄，那样的茅屋土墙，40多年前我们曾借住过。

    下午2时多,我们才到桧仓。进司令部大洞参观,这是我当年常来的地方,只是洞口已经扩大,原来简陋的作战室整修成了一间木板贴墙的大房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总部把各单位的烈士遗骸收集起来,在司令部右边的小山包上建了烈士陵园,郭普民、高健飞当时就安葬在那里。由于这山包太小,没有扩充余地,现在的烈士陵园建在对面的一大片山坡上,同司令部隔着一道沟。穿过这个陵园的山岗,就是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就在靠陵园最近的一头。这个山岗,就是我们当年跑战报、送审稿件常经过的地方,当时山上树木极少,小道两边长满了高粱。走这条路虽然要爬山独行,但比下山走大路要近些。现在山上长满了杂树,景色和过去有很大不同。

    烈士陵园很宏伟,陵园牌坊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字。上山要登上长长的240级台阶,象征前后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共有240万人。毛岸英是单独的大墓,墓前有塑像。其他烈士是一式的白色坟墓,在另一处排成几行,墓前有刻有名字的碑,有好几块碑上写的是“无名烈士墓”。郭普民、高健飞的墓相邻。我在他们的墓前献上鲜花,深深鞠躬,长久伫立,胸中充塞着一种难言的感情。40多年了,他们在这寂静幽深的山谷里与漫山的树木相伴,默默地注视着祖国在风云激荡中发展,倾听着亲人们心中对他们的呼唤。我只想说,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我的这两位同事,还是我所不认识的人们,无论是有名字的,还是没有留下名字的,我们永不忘记他们,我们的国家也永不忘记他们。我们能够和他们一起在这场战争中度过那些峥嵘岁月,是我们毕生的光荣。

    来去太匆匆。汽车在溪流边驶过,沿着这溪流往上走一段,就是总分社驻地的山脚了。我带着未能探访总分社旧址的深深遗憾,在苍茫的暮色中返回平壤。薄薄的轻雾已经在山谷里升起,漫坡的杂树有许多叶子已变成红色,不知哪些树是我们当年亲手所植。夜色渐渐笼罩下来,月光洒满我们身后这安静的山谷,只有风声和树影与长眠在这里的人们相伴。他们,还有孤身安息在远方老秃山下的刘鸣和不知安息在哪里的周斯杰同志,伴着我们无尽的思念,将不会感到寂寞。

    他们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