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发起大举进攻。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呼啦一下子就压向延安，妄图在最短时间内，把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把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政权，把这个革命的红色根据地，统统消灭掉。然而，用兵如神的毛主席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早已为保卫延安、保存革命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暂时撤离延安的战略转移决策。因为延安是我们的。我们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延安抚恤委员会主任何炳文和妻子蒲文清，带领一支特殊的队伍，行进在疏散转移的、危险而艰难的路上。最终胜利完成任务。这里记录的共6篇转移途中的真实故事。母亲蒲文清全部看过。她总的评价是：没有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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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撤离延安，情难舍、意难离  

    1947年3月下旬。虽然已经算是春天了，但依然风寒阴冷。我们就是冒着这样的天气，离开了父母生活工作了10年的延安。我，也离开了生我、养我到6岁的地方。延安，对于每一个已经或者即将离开她的人来说，无疑，将是是刻骨铭心的、永远的思恋。

    这天，随同父母疏散转移的，是一支有残废军人、烈士遗孤、前方指战员子女，及相关家属的50多人的特殊队伍。当马夫老杨，拉着父亲骑着的枣红马开步走的刹那，不懂事的小孩子们拍打着驮着他们的牲口，口里还叫喊着快走；大些的孩子，则向送行的老乡不停地挥手再见。只有大人们的心是沉重的、难舍的，完全没有了延安人往日里的豪爽与乐观。你会看到，无论在下寺湾的挥手，还是在延安城东门外的挥手，大人都流下了依依惜别的泪水。

    队伍，因为几乎都是伤残人员和家属、孩子，所以整个准备工作和行动都比较慢些，所以，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批撤离延安的。但是，大家的情绪和状态都很好。而且在队伍中盛传，毛主席坐镇延安，其他中央首长们也是那样镇定自若、指挥若定。你根本看不出来，也无法相信这是在撤离延安。领袖们还一直反复告诉延安和边区的人民，延安是我们的。我们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我们今天走了，我们明天就可以回来。他们的这种豪情满怀、胸有成竹，无疑全边区的军民、同时也给了父亲这支特殊队伍，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但在父母的心头，也掠过了一丝不易让人觉察到的离离不舍之情。那是因为给父亲当了8年通信员的刘安，根据中央家在延安当地就不往外转移的决定，被留了下来，回到他老家清涧县南沟就地安置。他将会与其他留下来的人员一样，或参加民主政府的隐蔽工作，或化妆成农民隐藏在老百姓中间。不管怎样，他虽然没有离开组织和政府，但总是离开了队伍，离开了我们这个家，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8年的我的父亲和母亲。也离开了和一起长大的我和弟弟。他难受，我们不舍，父母又怎么能不挂牵呢！

    刘安12岁来到父亲身边当通讯员，是父母教会了这个农村娃做人、做事、做勤务工作。可以说他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而且他也是看着我和两个弟弟的出生和长起来的。所以他早就融入到我们这个家庭了。甚至可以这样说，他是父母的一个儿子，是我们的一个哥哥。尽管他的父母健在，他的隐蔽不成问题，但我的父母心里清楚，战争时期的分别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对部队转移后刘安的安危，以及何时才能再见面的种种，无不充满着一种父母对子女的挂牵。但父母又怕自己的这种情绪影响大家，于是就把对刘安的这份心绪，深深地压在了心底。

    由于队伍的特殊性，所有的人都是小心翼翼的，整个队伍都行走得比较缓慢。

    父母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人和孩子们的安全上。母亲除了操心还是操心。她既要帮助父亲照顾那些伤残的叔叔，还要操心随队步行的我，和周叔叔拉着的大弟弟。虽然母亲放心我跟着队伍走，但她知道，自己的女儿毕竟还是个不到6岁的孩子。而她背上的小弟弟则更让她揪心，渴了饿了、拉了尿了、醒了还是睡着，无一不让她时时惦记着。队伍刚刚出发，母亲就已经开始体会到这次行军的艰难。但是，母亲不失她的坚定与乐观。

    出发开始的时候，因为对敌情掌握清楚，常常白天行军，晚上找村庄宿营。各兵站之间距离不太远，联络畅通方便，基本保证行路安全。而父亲既要带好这支的队伍，更要为大家的行动方便和安全着想，于是就改为白天宿营晚上行路。因为道路不熟，晚上走就要比白天走更困难了，但相对也安全了一些。

    队伍快走到青化砭的时候，听到青化砭战役歼灭了国民党31旅李纪云部的消息。这个消息使父亲及所行人员很振奋，大家不由得加快了行军速度。所以在经安塞、周五洞、东湾，到达清涧这一路，尽管除了山就是沟，但大家走得还是很有劲头，速度也还算快。离我们要渡黄河的吴堡，眼看着越来越近了。

    吴堡与山西临界，是转移人员东渡黄河的地方，所以转移的大队人马，几乎都要从这里过河到军渡，然后经过柳林、离石，在山西境内规定的路线迂回行军，向大别山靠近。但是，从清涧到吴堡没有直路，或北上到绥德再到吴堡。这样走转弯大，路途远，困难多。但是为了争取时间尽可能按时赶到目的地，更为了躲开敌人骚扰保证行路安全，父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困难。母亲随着队伍，支持和帮助着父亲。同时，还要耐心地做孩子和一些伤残同志的工作。随同行军的几个荣校的叔叔，被父母感动着，更为以后会遇到的艰难困苦，为父母捏把汗。

    这条所谓的路，实际不是什么路，只是铺满大小石块、坑坑洼洼的河滩。队伍只能是顺着河滩走。人走在这样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左摇右摆；牲口走在上面四蹄不稳磕磕绊绊。大人孩子都十分谨慎，小心翼翼的。而且，沿途远离村庄难见老百姓，队伍宿营、吃喝、休整，困难都比前段路大得多。

    这时，几个从兵站顾来背孩子的老乡，觉得过了黄河就是山西，离家会越来越远。他们怕打起仗来回不了家，纷纷提出不往前走了，让父亲找兵站另雇别人。父母一听急了，但还是耐着性子说服他们继续往前走。同时还答应他们，除兵站规定外多给一些工钱。老乡虽然没有再说什么，但走着走着就出事了。

    一天傍黑快宿营的时候，突然发现临时雇来背大弟弟的民工和他背的弟弟不见了。父亲让周叔叔再一查，我和背我的民工也不见了。老杨爷爷一下就急了。从不高声说话的老人，冲父亲嚷起来：“贤忠六岁个娃娃，两只脚都冻伤走不得路。你和文清都不叫娃骑牲口，也不叫娃坐一下架窝子。我说我背，你也不叫。这下可好，娃娃丢掉了。”话没有说完竟哭了起来。

    父亲立即从马上跳下来，队伍一下子乱了。立时大人喊娃娃叫。父亲果断做出就地休息的决定，并迅速做好照看孩子和找人的分工安排。随队的叔叔们还是很有经验，他们用很短时间，就让这支特别的队伍安静下来，二十几个孩子顿时没有了一点声音。一队人马静悄悄地等待着去找人的消息。还有两个背孩子的民工，虽然也想乘机撂下背上的孩子走开，但终归还是留了下来。

    母亲从延安带出三个孩子。短短时间，一下子就丢了两个。就算母亲铁石心肠，她也不可能不为之所动呀！可是，母亲当时真的是镇定自若。但事后她说，她能不着急吗！她不但急，而且忍受着万箭穿心的疼痛！她是怎样的忍受呢？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掐破了手臂不知痛；背上的孩子撒的尿，在她衣服上冻成冰全然没感觉。她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慌乱。她的唯一的选择就是镇定。因为队伍是在执行转移的任务，是在赶时间把队伍带到根据地。母亲说，当时她只要带一点慌乱着急的情绪，只要掉一滴泪，只要跺一下脚，全队马上就大乱。母亲后来说，当时要真是乱了，就是杀头，我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更无法向组织交待。母亲还对她的战友们说过，幸亏是自己的孩子。要是战友的孩子，唉呀，那简直不敢想啊！

    我和大弟弟终于被找回来了。找我们的叔叔是返回原路找的。他们不敢喊不敢叫，只靠小马灯微弱的光亮找了30多里后，在一个小山包上发现了我们。叔叔们说，发现时，我们卷曲倒在地上。喊我们的名字不睁眼也不答应，好像都快冻死了。他们背起我们的时候，胳膊腿都不会拐弯了。所幸的是，我们没有被坏人杀死，也没有被野狼吃掉。

    就这样又继续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宿营地点，无法停下来休息。有些娃娃连冻带饿地哭叫起来，咋也哄不好。我连冻带饿带累，一一步都走不动了。大家都有些焦急。

    慢性子老杨爷爷，心疼这个娃，心疼那个娃。大人娃娃几十口，他那个也心疼不过来。他一面帮助哄娃娃，一面对父亲说在路上歇下吧，大人好说，赶快给娃娃们弄些吃的东西吧。他们都饿坏了。

    此时的父亲，由于长时间拄拐行军，双腋窝已红肿难忍。他虽然是骑一会儿马，又拄拐走上一阵子，架不住他腋窝毛囊炎已经十分严重了。他是全凭着毅力和忍耐拄拐走呢。为的是让牲口轻松一下。再说，父亲原本就很瘦的人，屁股又被马褡子里疙里疙瘩的东西硌破了。现在的他，何尝不想休息一下呢。

    但是不能。为了大家的安全，绝对不能在远离兵站的路途中宿营。父亲首先让母亲在内的共产党员们振作起来，把孩子们管理好，让身体好些的把民工背上的孩子背好。母亲把原本想让大弟弟在一个架窝子里躺躺，又把他拉起来交给一个叔叔，让他拉着他走。把腾出来的地方，放进另一个瘦弱的孩子。她看都没有看一眼一瘸一拐的我。

    就这样，队伍又继续前进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达到宿营地。等号好房子安排好住处时，你看吧，除了执勤的和父母亲，身心疲惫的几十个大人娃娃，都已酣睡入梦。母亲对父亲说，要不是蒋介石、胡宗南狗日的打内战，孩子们怎么会受这罪。枪毙他们一万次都不解恨！
 离吴堡越近，山越来越多，路越来越险。但是，还能听到黄河的咆哮声。听沿途宿营地的老乡讲，快到吴堡时，山势越来越险要。黄河是从两山之间奔泻向东的。河水浑浊，飞浪惊人。据说这一带，是历史上兵家相争之地。待一出山涧，黄河水就突然平静下来，你甚至还能看到河中泛出太阳的光亮。父亲说，中央选择从吴堡渡黄河到离石，再由离石向大别山进军，必然有其军事上的道理。所以，不管道路多艰险，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没有特殊情况，队伍就在一直坚持着行进。

    为了减轻队伍行军的困难和压力，按上级指示，将50多人分成二个小分队各自上路了。父亲这支队人最多也最复杂，有周成智、柳怀杰、七八个残疾人、老杨、母亲、我和两个弟弟，还有几个不太熟悉的人。母亲依然背着小弟弟，我随周叔叔他们步行。队里有一头小毛驴驮着个架窝子，一边装满重要物品，一边坐着大弟弟。

    父亲在队伍到达黄河边以前，大多是骑在小红马上，艰难地在河边的石子上走。小红马一脚深一脚浅，有时跌跌撞撞。尽管老杨全神贯注，他总是担心父亲从马上摔下来。所以，大家紧张得很。后来，父亲索性不骑马了，老杨揪着的心也就略微放松了一点。他看着父亲拄着拐艰难地行走。走不多远，就累出汗来，虽然没有月光，但你依然可以看到父亲的灰帽子虽扣在头上，可热气直往外冒，衣领开着，任朔风扑打。但父亲一声不吭。你没有到过黄河边，就想象不出来这3月的寒风有多凶，天有多冷。就连几十年吃惯大苦的老杨爷爷，他的胡子茬上也结着厚厚一层冰花。还会时不时跺跺脚搓搓手，嘴里说着：“呀，这达里的春天咋还这么冻人！”他又看着母亲、周叔叔这两个四川人，心想：他们咋耐下了（忍受得了）呢？这有什么？杨爷爷可能想象不到：他们都是友善单薄、而且还是光着脚丫走过雪山的。

    在这样的寒夜里行军，父亲的眼睛只能注意脚下的石子和低洼处的冰面，否则他就会摔倒。这幸好是夜晚，如果是白天，看到他的样子，谁都会被一声不吭的父亲的坚毅所感动。因为他几乎是用两只手交替垫左侧腋窝下，以减轻一点点红肿腋窝钻心的疼痛。父亲呢，越是这样，就越发表现出他潇潇洒洒的从容和乐观。然而，等到在老乡家宿营时，他脱下衣服，你会看到他的左腋下又红又肿的同时，那支右脚脱下棉窝窝的一只被冻得红肿甚至发紫的脚。而父亲却显得很平常。他让老杨烧些热水敷一敷、烫一烫，等晚上出发时，只见父亲往腋下垫块手巾或棉片，咬咬牙，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同行的人，都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对父亲的刚强、乐观都佩服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