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裕声在海军舰艇上考察工作（虹霓供照）

肖裕声在外事工作中（虹霓供照）

    2.“怕就怕认真二字！”

    1978年肖裕声被分配到北京，在中央军委政治学院政治机关秘书处工作，一个月后，学校成立政治工作教研室，肖裕声被调到教研室的资料室工作。“我一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干部，能来到北京，每天能见到那么多的高层军事领导，还能涉及到很多党和国家的高层卷宗资料，我连做梦都没想过。所以我当时对这个工作非常地珍惜。”肖裕声说。
    “资料室的工作是一个辅助性的工作不是吗？”我问。“的确是，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很单纯，就是两个字，干好！”事实证明，肖裕声确实是把资料员的工作干到了极致，并且从不自觉直做到自觉。
    工作环境变了，但是肖裕声对于工作的执著与认真踏实的作风没有丝毫的改变。资料室的工作看起来好像不太重要，但是在当年，肖裕声负责的工作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保存看管资料，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大量的工作是为一线（授课的教授）查找资料，甚至替学员准备资料。在肖裕声的身上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话：“怕就怕认真二字！”而肖裕声不但认真并且非常的执著。
    工作没多久，无论是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还是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包括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和国家部委的档案馆、资料室，他都跑遍了不说，还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
    就是在无意识的忙碌工作中，肖裕声有机会接触到了许多尘封多年的历史卷宗和档案。这时的他就像遇到了一位深藏不露的历史老人一样，既神秘又充满了好奇，于是便一步一步地向前靠了过去，强烈地被那朦胧的面容吸引着，召唤他前去探访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由于肖裕声把党在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的资料提供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中央军委政治学院专门开设了这门课程。后来参加学习的各军区领导这样评价说，这门课程的开设，为粉碎林彪、“四人帮”后的军队政治工作教学打响了第一炮，是我军早期军事工作的系统探索，填补了一个空白。
    对肖裕声而言，如果把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习经历比做文化补课的话，那么资料室的工作经历则是他对党史、军史、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积累过程。
    1979年底，当日历即将翻到新的一年的时候，肖裕声想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因为不久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一个选题逐渐地在他心里形成，这便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军队政治工作的活动》。“对，就以此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最好纪念吧！”肖裕声和他的一个同事吴启炎一起，共同完成了这篇文章，标题定为《功著南天铁流千里》，然后投寄给了解放军报社。
    “我记得很清楚1980年1月5日，解放军报社的一位编辑打来电话，通知我稿件已经被选用，三天后见报。”肖裕声说，那个时候，就他们这么两个小年轻，在解放军报刊发一整版文章，在政治学院引起多大的反响可想而知啊！这之后，他们便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发表了好多篇文章。“当时军报的理论处处长是邵华泽同志，再后来，我们就直接接到军报的约稿了，比如《刘少奇同志在新四军的三年》等文章都是那一年撰写的。”
    谈到整理资料，肖裕声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那就是他无意中的一个发现：1944年毛泽东在审定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亲笔写下了十多段精辟的论述，计3000来字。这个曾与“古田决议”同被党中央规定为全党整风文件和军队固定教材的谭政报告，却被林彪以剥夺谭政“政治工作权威”等“莫须有”罪名、无端地删除原作者谭政的署名，并被打入冷宫达20多年之久。当他把这个情况向当时的教研室副主任、老红军阎稚新报告后，引起了教研室领导陈耶、阎稚新和姜思毅首长的高度关注。经过这几位领导和首长的努力，1984年中央军委批准恢复《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署名篇名并将这个报告重新印发全军学习。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不仅成为彻底纠正林彪诬陷谭政的冤假错案的重要部分，而且成为继续肃清政治工作领域“左”的影响、政工领域拨乱反正的有力思想武器。
    回想这件往事让肖裕声十分感慨：“当时还很年轻的我没有想到自己在工作中不经意的发现，会得到领导如此重视。如果不是姜思毅、阎稚新两位老首长的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历史责任感，就不会产生如此大影响。”
    肖裕声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据说当年他们得到了许多单位和领导同志的鼓励，但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当时，“文革”的遗毒未尽，“名利思想”的大帽子还令人不寒而栗，再加上那论资排辈的年代，他们俩当时的境遇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也不难想象。但是，初出茅庐，他们竟然闯了开去。他们的大名一时间引起了军战史学界的关注，甚至军事博物馆设立新展区时，特别邀请肖裕声做他们的顾问。此刻的肖裕声还没有察觉到，自己对学术的追求已经逐渐地从不自觉阶段过渡到了自觉阶段，他给自己确立了三个原则：首先，业内研究的最新动向自己随时要掌握；其次，党和国家、军队需要解决的问题自己必须了解；第三，自己研究的成果一定要能够有创新、有价值。由此决定自己的选题。其实这也是肖裕声文章发表的命中率极高的重要原因。
    俗话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在与许多同志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总是有理有据，毫无保留。也正因此，一些曾经误解他的人对他的印象逐渐改变了。人们发现，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一个很单纯并且执著认真的好苗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领导开始注意上了这个年轻人，当时学院的副政委乐时鸣就常把肖裕声找去帮助起草文稿，可见对他很是欣赏的。更让肖裕声没有想到的是，他受到了刚解放出来、暂时担任学院副教育长的姜思毅的关注。
    我在肖裕声的办公室里看到过当年（1982年）他在政治工作教研室工作期间参与编就的《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共13册1300万字。一本本发黄了的书籍，无声地讲述着所有编辑人员付出的巨大劳动。
    1983年5月的一天，也就是在被誉为军中“一支笔”的姜思毅平反后出任政治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时，他点名要肖裕声担任自己的秘书。
    肖裕声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虽然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但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总结出了做个好秘书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首先是全心全意对首长负责。第二就是在处理日常事物中不断地摸索经验，有意识地了解各种情况，为首长提供最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第三即是要跟得上首长的思路，抓紧时间学习，多学习。”这就是肖裕声，经得起任何环境的磨练。
    谈到老首长姜思毅，肖裕声的语气中充满着感情和敬佩：“他是一个大学问家，军内外有名的笔杆子，老革命，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在他身边，我学到了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尤其是首长的战略思维能力、决策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确，如果没有在姜思毅身边工作的这段经历，肖裕声的个人成长之路也许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式。在跟随这位受人尊敬的首长、学者、长者工作的日子里，肖裕声的各方面得到了很快的提高。首先是没有耽误学术研究，协助首长编辑出版了15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同时在日常工作中的协调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作为秘书，肖裕声把首长既当作长辈更当作导师，尤其善于学习首长的长处，善于学习其他秘书工作中的优点，从来没有耽误过一件首长交办的任务。有一次，我看到一篇采访肖裕声的文章，他很有感慨地对记者说：“人生需要战略思维。”工作中，肖裕声掌握了许多哲学道理。1990年，考虑到肖裕声的个人发展，组织上安排肖裕声担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研室副主任。1993年，姜思毅首长退居二线，当时的秘书提出要离开，首长身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接替人员，首长想让肖裕声回来继续担任秘书。已经当了三年副主任的肖裕声二话没说，立刻回到了首长身边，兼任秘书工作。这一年，首长已经73岁了。在肖裕声的思想里，首长就像自己父辈，只要首长需要，随叫随到。在首长秘书中间，肖裕声的口碑很好，几乎是众口一致地说他是一个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的人。由此，肖裕声无论在军界还是地方都有很多好朋友。“人都是相互的。以心换心，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么对待你。”这是肖裕声悟出的道理。1996年，副师职的肖裕声面临着提职，但是部里有一位同志也面临着同样问题，尽管那位同志任职没有他长，条件也各有优势，但肖裕声仍然主动向部领导提出，自己年纪轻，还有机会，这次就让给老同志吧。这件事在院内影响很好。一年后，当部里再度调整正师职干部时，肖裕声几乎是得到了所有人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