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为了充实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工作，中央组织部从自然科学院和其他学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学生中抽调了10个。人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伍毅鸿被选中了。
　　伍毅鸿被分配到侦察科侦察队当队员。这一年，他才17岁。当时，保安处的处长是周兴，副处长赵苍壁、李启明。因为是从事秘密侦察工作，组织上要求新来的同志都改名换姓。伍毅鸿用了母亲的姓，并遵循母亲忠诚求实的一向教导而给自己改名为诚。
　　新的工作使蔡诚感到兴奋。因为他也可以背起驳壳枪了。但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他们穿的是便衣。由于同样的理由，他被通知要与过去的同学和其他社会关系断绝联系，以防不慎泄密。当时在延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活动不少。所以侦察队的任务很繁重，既要进行武装剿匪，又要进行秘密侦察。
　　1947年4月，胡宗南进攻延安。蔡诚他们每人配备一杆长枪，作为边区政府的侦察队，在最靠近蒋军的地方活动，并用电台不时向边区政府和林伯渠主席汇报。他们随着边区政府转战陕北，都很有信心，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也在陕北转战。在撤离延安时，当时已是保安处秘书的蔡诚和副处长赵苍壁走得最晚，他们把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书档案埋在窑洞里，然后炸塌窑洞，并埋上地雷。直到拂晓，国民党军队的炮声不断，已距延安50多华里了，蔡诚他们才在熊熊燃烧的马草火光的照耀下，和牵牛赶羊的老百姓一起撤离。
　　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蔡诚担任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副科长。从此，蔡诚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
　　科里有个从原晋绥边区公安总局来的姑娘，名叫苏青英，山西文水人，她的父亲因参加抗日活动1942年被日军杀害，1945年她投身革命。同在一室办公，有机会相互接触了解，因此，彼此对对方产生了好感，终于有一天，在周末和星期天从来都是加班加点的蔡诚，主动提出邀请苏青英在星期天去莲湖公园散步。他俩的关系开始明朗起来。
　　好事成双!就在这时，蔡诚意外地收到一封来信，打开一看，惊喜万分，原来是父母写来的，他们整整10年没有联系了。伍治之、蔡楚吟夫妇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他们才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回到了北京，两人均被安排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他们找过周恩来总理，并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此时正好有一位西北公安部的同志调到北京工作，又恰好与蔡诚相识，这位同志看到寻人启事，急忙向蔡诚父母告诉了蔡诚的下落。伍、蔡两人喜出望外，马上给在西安的儿子写了这封信。
　　1950年初，叶剑英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主席和广州市市长，一身三任。他带了一批干部南下，伍治之、蔡楚吟夫妇也在其中。到广东后，伍治之担任了省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蔡任副主任。伍、蔡找了到北京开会的西北局书记马明方和蔡诚的上级领导李启明，希望让儿子蔡诚调到广州工作。蔡诚的领导考虑到经过严酷的战争，一家人能平安团圆，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就应允了。但是，李启明提出一个"额外"要求：自己是看着蔡诚长大的，希望他能在西安结了婚再走。
　　1950年5月6日，是个周末，蔡诚和苏青英在这一天结成了终生的伴侣。西北公安部的大礼堂里，专门为这对新婚夫妇搞了一个热闹非常的舞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习仲勋也兴致很高地赶来，邀请新娘第一个跟他跳舞。婚后没几天，蔡诚夫妇即收拾行装南下广州。他们全家终于团圆了!蔡诚到广州市公安局经济保卫处侦察科工作。以后，他当过广东省公安厅研究科科长、办公室主任。1965年1月，37岁的蔡诚就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并主持日常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伍治之、蔡楚吟两人惨遭迫害。当时伍治之在福建泉州任华侨大学党委书记，蔡楚吟任党委副书记。因为蔡楚吟在上海工作时被捕坐过牢，"造反派"逼迫她承认自己是叛徒。蔡坚决否认。但她实在无法忍受种种侮辱，以死抗辩。她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作为遗书(这封信直到1979年才由蔡诚交给邓颖超)。信的大意是：我以死证明我的清白。希望我死后周总理、邓大姐能为我伸冤……。
　　蔡楚吟离开人世这个悲惨的日子是1969年6月13日。她这一年58岁。消息传到广东，已被打成广东省公安厅第二号"走资派"、正在"牛栏"里的蔡诚不禁悲愤交加。他想起小时候母亲在白色恐怖中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国际歌》;他想起母亲对于党交给的任务从来就是不折不扣地去完成……。
　　很多年以后，当了司法部长的蔡诚，在上海听监狱的工作人员说，当年的旧档案完整无缺，档案证明解放前被关押在上海公共租界监狱的两年里，蔡楚吟没有暴露过身份，根本就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1979年，党组织为蔡楚吟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