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陕北延安时期，虽然工作很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总要抽出时间或利用一点一滴的空闲，深入群众，与他们交往，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与群众建立起深厚的友情。正如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在《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的评价：“他（毛泽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

    与劳动模范的深厚情谊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还与普通的劳动模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1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举办了一个农业展览会，毛泽东在百忙中赶来参观。当他看到写有“延安南川吴家枣园郝光华”名字的展品时，一个工作人员指着旁边一个正在参观的农民说：“主席，他就是郝光华同志。”毛泽东转头一看，朝郝光华走去，热情地同他打招呼。毛泽东拉着郝光华结满厚茧的手，兴奋地说：“听同志们讲，你劳动得很好，打了不少粮食，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郝光华因为初次与毛泽东见面，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听到毛泽东的赞扬，他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征得郝光华同意后，毛泽东领着郝光华来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办公的地方单独谈话。毛泽东亲切地对郝光华说：“我给你算了算，今年你打的粮食自己吃一年，还可余四年。人人都像你这样，我们就有办法了。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我们，我们不怕，日本鬼子，我们也一定能够打败它。”毛泽东拿出一根烟，递给郝光华，自己也点燃一支，吸了一口，接着说：“我想提个问题，向你这个劳动模范领领教！谷子地不锄，碾出的小米是什么成色，每斗多少斤？锄了一遍的，是什么成色，多少分量？锄了二遍三遍的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郝光华没想到毛泽东问得这么细，对种田有如此深的学问，他虽然耕种了一辈子，但从来没想过这一问题。他一时难住了，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做是做过了。没有注意，也没有称过。”

    毛泽东和蔼地说：“不要紧的，以后留心总结就行了。我听说有的老农已经有了研究。谷子的锄草很重要，在土壤、肥料、水分相同的条件下，锄三遍的，一石能碾出七斗半小米；锄两遍的，能碾出六斗；一遍的能碾出五斗；一遍不锄只能碾出四斗多，每斗分量也轻一些。因为谷子秕，碾出的米粒碎，吃起来也不光堂，没有油性。”

    毛泽东的一番话讲得头头是道，让郝光华这个一辈子务农的庄稼汉自愧不如，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真没想到，毛泽东成天操心天下大事，还对农业生产如此关心，了解得这么详细。临别时，毛泽东还邀请郝光华到家里做客，聊聊村上的情况。

    大约过了一个月，郝光华果然收到一封来自延安的信。他急忙拆开，真是毛泽东寄来的：“郝光华同志，我很想见见你，有些情况想问问你，请你来我家一次。工作闲了的话，我一定去吴家枣园看你。”毛泽东还特意写上他每天几时办公、几时休息。

    收到毛泽东的来信，郝光华高兴极了，彻夜难眠。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挑着一担鸡蛋、洋芋和青菜前往杨家岭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听说郝光华来了，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大步跨出窑洞迎了上去。双方寒暄后进入窑洞，毛泽东一边给郝光华倒茶、让座，一边与他攀谈。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吴家枣园的情况，从村里开了多少荒地，养了多少家畜，到男女劳力多少，一年收成如何，凡是想了解的农村情况，他都认真地问了一遍，像学生一样，虚心求教。

    郝光华看着毛泽东清瘦的脸庞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心疼地劝主席要多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毛泽东回答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还反劝郝光华劳动不要太过量，多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累坏了。

    郝光华看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如此关心自己的健康，激动得流下泪来。在旧社会从小当牛做马，谁这样关心过自己？他连忙说：“我不累，离主席的要求还差得远哩，身板越劳动越结实，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略沉思后接着说：粮食是宝中之宝，生产粮食最光荣。如果没有粮食，就无法工作、无法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日本鬼子，靠的就是老百姓和他们种的庄稼。郝光华同志，你是劳动模范，又是村长，应该好好总结你的生产经验，带领更多的群众前进，为革命、为人民生产更多的粮食。

    午饭时，毛泽东坚持让郝光华坐上首，又不断给他夹菜，一再劝他多吃一点。临走时，毛泽东亲自为郝光华送行，边走边聊，谈得很开心，不知不觉地送了一里多路。郝光华眼看天色已暗，劝主席就此留步。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以后有空常来！”郝光华走了很长一段路，回头一看，毛泽东仍站在那里向他招手，心里热乎乎的。

    毛泽东一直与郝光华保持着密切联系。几年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让他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上中国的“劳动大学”。不久，毛岸英就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背上背包、口粮和一些菜籽，来到吴家花园拜郝光华为师，学习农业知识。

    重视群众的负面意见

    听表扬、赞许的话容易，听批评、指责的话很难，尤其是有关自身的负面意见更是难上加难，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却做到了这一点。他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负面意见，并以此改进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1942年前后，党中央为减轻农民负担，曾进行过两次“精兵简政”，但效果不佳。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有些增加，因而引起群众的不满。恰巧清涧县一位妇女因丈夫在雨天耕田时被雷电击死而痛不欲生，借题发泄不满情绪，大骂共产党“黑暗”，大骂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等。这位农妇被当地干部抓了起来，押往延安，保安处准备审讯后予以严惩。但为慎重起见，他们用公文将此事汇报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公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即指示保安处说：“不能这么做嘛！打骂之事，是民间常见的，大部分是因气盛所致。为什么生气？人家死了人，出了事嘛！迷信不可信，还是个教育和认识问题。”

    这天，毛泽东彻夜难眠，老是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老百姓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怨气？第二天，天刚亮，他就召见军委总政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当面交给他一个任务：“把骂我们的那个妇人带来，我要亲自问问话。”

    农妇被带进会客室，十分害怕。毛泽东和蔼地迎上前说：“你不用怕嘛！请坐，请坐，坐呀！没啥好招待的，就几只枣，还是你们陕北人民辛苦的汗水浇种的。吃点，吃点吧！”毛泽东亲切随和的话语，使进门时浑身哆嗦的农妇定了定神，慢慢地坐到了椅子上。

    “家里有几口人？”

    “6个哩。咱男人的娘，74哩；咱男人47，他……”

    “不要难过。他这么死了，我们也很难过的。听说他是庄稼好把式，人很能干。这些，我们政府在追悼他时要表扬的嘛。”

    “还受表扬？”农妇有点不相信地问道。

    “不骗你的。中国老百姓勤劳忠厚。我是湖南人，我家也种地，种的是水田。这里的地只长旱作物，陕北的人呀，比湖南人还苦哟。”

    “您是毛主席吧？看，您下巴的那个黑痣！哎哟，咱村的长辈爷，说那是颗大福星哩……”

    “真是这样就好哟，我可以多为穷苦人，也为我们这些从穷苦人中打天下出来的红军革命者做好事呀！”

    农妇听到毛泽东开怀大笑，不禁掩脸痛哭起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骂了共产党，骂了革命政府，甚至还骂了中央的大官，毛泽东主席却在百忙中亲自接见她，耐心地听她诉说自己的情况，她感到更加内疚了，忙说：“毛主席，咱不好哩……咱不应骂政府哩……咱犯了大罪嘛……您就枪……毙咱……”

    她说着，双膝一软，竟跪在毛泽东身前。毛泽东慌忙俯身，双手扶起农妇，说：“妹子，你不用难过嘛！我们不会枪毙你的。我已批评了清涧的地方干部，也批评了延安的执法部门。老百姓有具体困难，不予解决就该挨骂嘛！你骂了政府，被捉来了，我今天同你像亲兄弟姐妹一样谈谈，你不用害怕，要对我讲真心话，究竟有什么困难才骂政府呀？说心里话，我们才叫一条心啊！”

    毛泽东的这番真情流露，深深打动了农妇的心。她擦干泪水，坐在椅子上，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毫无保留地道出了自家的苦楚：3个孩子均未成年，婆婆是个瘫痪人，住的两孔窑靠沟边，水发就涝了，想打孔新的至今也没实现。共产党来了，才有了五亩地。头两年还好，吃不完，可这两年，村的官、乡的官、县的官都不管他们的死活，要公粮还骂人……最后，希望自己能早点回去照顾家人。

    毛泽东听完后，强压心中的怒气，招手叫钱益民和另一名干部进来，指示说：马上放人！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清涧的人，带上公文，讲明这位同志没有什么罪过，是个好人，是个敢于讲真话，为我们共产党和革命政府提了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要对当地政府讲明，对她家实行具体的特别照顾。同时，清涧的公粮问题，社会调查部和边区政府要做一次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搜刮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还有，社会调查部要根据这次捕人甚至妄杀无辜作出深刻反省。我们的组织部门和干部，也要对现行村以上当权的官员，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撤换下来。

    毛泽东同农妇握手道别时，又把会客室内一小篮红枣全装进她的衣兜，连声说：“妹子，谢谢你哩！你给我们讲了真话，讲了我们工作的错误、缺点，你是我们最应尊重的好同志啊！”

    1941年6月，也发生了一件由雷劈引发的事件。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如何减轻群众过重的负担。忽然，大雨滂沱，电闪雷鸣，一声巨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雷电劈断，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雷电劈死人，这本是偶然的自然现象，但这件事却引得传言四起。甚至有人因为对征粮负担过重不满而抱怨“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因为有人“咒”他而生气。相反，他意识到群众“咒”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我们的工作出了问题。他对边区保安处的同志说：“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们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是拥护共产党的，只是对我们的工作作风有意见嘛。”

    经过调查，这一年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群众有意见，有人便借着雷劈事件发泄不满情绪。毛泽东弄清事情的原委以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担减为16万担。

    1944年，有个老乡针对个别同志没有认真执行群众纪律的问题，给军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他在接见新四旅的干部时说到这件事：“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这个老乡敢向我们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毛泽东一直把群众的意见，当成是检验工作好坏的一面镜子。

    给延安枣园的乡亲、老人拜年、祝寿

    1943年，毛泽东由延安杨家岭迁往枣园。每逢过年过节，他常去看望枣园的乡亲们，乡亲们也经常前来给他拜年。

    1945年的大年初一，枣园的男女老少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这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对周恩来说：“今年赶个早，咱们到老乡家去拜年吧！”周恩来很赞同地说：“是要早些去，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

    吃过早饭，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带着年礼，说说笑笑地来到了枣园乡政府。大家相互拜年问好后，周恩来对乡长杨福成说明了来意：主席今天要给乡亲们拜年，你就领我们到各家走走吧。

    杨福成一听有些为难。枣园村虽然不大，只有20多户人家，但山上山下，居住分散，坡高路滑，主席工作繁忙，挨家挨户拜年太耗费时间，便提出自己回去开个群众会，代主席向群众拜年就是了。毛泽东笑着说：“拜年找人代理，杨乡长，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领我们去吧！”

    杨福成有些尴尬，但还是不希望劳烦领导跑上跑下逐家逐户拜访，便又建议说：“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我看，把各家的家长请到乡政府来，一则主席能见上，二则这样更热闹些。”毛泽东转身问周恩来，周恩来认为这样也好。于是，毛泽东对一个工作人员说：“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老乡，能来的都请来。”随后，毛泽东和大家一齐动手帮助收拾地方，摆设烟酒茶点，准备招待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