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运河之畔的“姚虞琴文化馆”举行的“船山文化与运商未来”共富会讲暨姚虞琴书画展上，从湖南赶来的船山学社副社长黄守愚先生向姚虞琴文化馆主理人邓华强颁发了第七代传承人证书，并为现场嘉宾展示和解说“船山系六代儒商正道传承谱系”。

    毛泽东主席生前也参加过船山学社，曾两次对“船山文化”作过点评与题词。每每回忆这些，邓华强都激动万分，“能与伟人同为学社社员，无比荣幸，无尚荣光”。尤其是在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日子里，他甚感传承船山文化的责任重大，担子沉重。

    船山文化是指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文化。王夫之，是生于衡阳、逝于衡阳的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思想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卓立千古的一位天地大儒。晚年隐居衡阳曲兰石船山下著书立说，后世学者尊称其为船山先生。

    船山先生生逢明清“天崩地解”的历史大变局，一生磨难，历尽忧患，孤心独抱，担当大义，逐梦人生。早年“晓梦”，求学报国；中年“续梦”，扶倾救国；晚年“圆梦”，文化兴国。船山一生最为卓绝之处，是在家国败亡之际“埋心不死”，在政治救国失败后转向文化救国，为民族复兴另寻出路。他“坐集千古之智”，“志健而虑深”，发奋著述两百多种，言近千万，其学先通易理，后研群经，“于六经皆有发明”。其理论创见之丰、学术贡献之巨、思想影响之大，实为孔子之后的又一天地大儒。

    船山其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总结，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直接思想源头，是为民族复兴的启蒙先声。船山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包括“大义”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文化创新精神、“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埋心不死”的奋斗精神和独立天地的“顽石”精神。其丰富的精神魅力和思想内涵影响了近现代大批致力于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有识之士，从而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毛泽东同志生前深受船山思想影响并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孙中山将王船山视为“恢复中华”的思想先驱，谭嗣同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曾国藩统帅湘军，谭嗣同戊戌变法，黄兴、孙中山辛亥革命，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融合中西、再造中国，范旭东为中华奠基化工工业的思想根源均在船山思想与精神。习总书记亦在重大场合多次引用船山名言，如2014年纪念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65周年会上提出“名非天造，必从其实”；2017年元旦迎新贺词“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等。

    姚虞琴先生少时受姑表叔、晚清朴学大师俞樾先生授教，习得船山文化，一生涵泳，既是近代沪申四大鉴赏家之一，海上书画名家，晚年成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画院画师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又是经商半个世纪，到70岁时（1937年）才被迫退休，经历水泥、造币、金融和盐务等国计民生之大业，可谓宏图大展、欣欣向荣，是实业兴邦的运商之楷模先辈。虞琴先生早在1914年以前，以其精到的鉴赏力、超凡的胆识魄力和爱国的节义精神收藏船山遗墨《双鹤瑞舞赋》（此赋鼓吹反清复明，为清皇朝所禁）。并于1914年船山学社成立之际，将该赋以西法印诒船山学社，同时加入该社成为第一届社员，与彼时青年毛泽东同为社友，共同研习船山学说。虞琴先生在晚年自述中称：船山学社是为共产党萌芽之始。

    1916年（丙辰年）夏，岳麓书院学监程颂万到武汉亲见《双鹤瑞舞赋》，鉴定真迹后题跋文，评价说“虞琴先生得此宝之光焰之雄不独江洪贯月耳”，足见姚虞琴先生在晚清冒着生命危险珍藏下来的船山遗墨对船山学的研究之重要。新中国成立后，虞琴先生将该赋经陈叔通转赠给毛主席。1951年12月3日，毛主席鉴赏后亲笔书信给时任文化部文化局局长郑振铎，称“此种手卷极为稀有，送至兄处，请妥为保存”。该赋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为在浙江大力弘扬船山文化，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特将运河之畔一座古建筑拨给船山学社建设“姚虞琴文化馆”。开馆之际，浙江省宣传、文化、经政界的许多领导纷纷前来祝贺。浙江省传统文化促进会为支持“船山学”在浙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特批准成立二级组织“船山研学社”。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胡坚在祝词中希望船山学社和姚虞琴文化馆能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大力弘扬船山正学，继承船山“大贾富民，国之司命”的思想，为企业家传递担当道命、笃行仁义的价值观，“为天下服务，对天下负责”的“中国观”。浙江省工商联原副主席郑宪宏则叮嘱船山学社努力践行船山“学圣之功在于见几，唯神能见之，存神以居德，以通阴阳之化”的企业家精神，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人生观，继承和发扬“黄中立极”的优秀传统，为祖国开拓新未来，“把我们的事业做成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会上，浙江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办公厅原主任俞仲达还代表浙江省人大原秘书长李步星向船山学社赠送了一幅字体遒劲的“船山研学”4个字的书法横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