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
2007-05-24 10:4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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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学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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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象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在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讲了这么一旬话，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这句话我很赞成。这就是指那套组织、指挥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生产的一套领导方法，可以应用并推广。
干我们这一行，一得之见多得很，有道理，可不见得全面。但是在我们这儿有一条，最后是总设计师拍板。由总设计师听了各种意见之后，经过分析乎衡，最后由总设计师拍板。总设计师他也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大班子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系统工程的班子。他们运用系统工程，衡量各种因素，选择最优方案，总设计师听了各方面的专家意见，又看了总体设计部的报告，最后下决心拍板，拍了板，谁再有意见也不算数了。这就是周总理、聂老总给我们规定的，总设计师就是总设计师。我们现在的总设计师都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象我刚才说的任新民就当过总设计师，还有屠守销、谢光选都是搞导弹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师要有风度呢，大将的风度啊！
这很有意义啊！现在很多部门不会用这个，效果不好。现代工程都很庞大，复杂得很，一种意见对局部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体就不一定好。以上是就技术方面而言，要有总设计师和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总调度的体制，组织管理的一套系统。为了衔接研究、制造、试验、生产，有一个很庞大的组织管理系统。调度跟打仗一样，出了问题要解决。所以有一个总设计师还要有一个总调度。张爱萍讲得很好，他总结说，要有两条线：一条是总设计师这条线，另一条是总调度这条线。最后汇总到领导（在军队就是党委），最后决定是领导。这一套组织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套东西的形成，就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按电纽那么好按呀？按一下全国都有影响，都要跟上动作啊！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不久前我们发射通信卫星，赵紫阳总理和李鹏副总理都亲临现场去观察指导，对我们这套评价很高。以前他们没有到过现场，这次看了说，“你们的组织真严密”。说到电子技术，李鹏同志说，“你们的电子计算机并不怎么先进嘛！但就是靠了严密的组织，做出别的地方用先进的计算机有时还做不出的活来！”我们靠的一是执行任务的都是穿军装的，讲组织纪律；二是中国科技人员总是拼命干，日以继夜地干！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是很严肃、很严密、很认真的。所以我们的“两弹”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他说：“一定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条指示，我们每次试验都要讲，检查很严格，所以才很少出事故，很少伤亡。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出事故，因为总有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但是，由于我们贯彻了周总理的指示，所以事故、伤亡要比外国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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