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倡导“宣誓”

    旅欧中共早期组织与旅欧少共机关是重合的,中共党员都参加了少共组织并在其中担任一定的要职。作为中共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它的组织情况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所有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小组建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建立青年团的组织(开始叫中国少年共产党)。团组织建立后, 以团的名义开展了许多实际上是党要进行的活动。甚至在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时，在经两人介绍后，由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时，支部大会除党员外团员也都参加，通过党员表决时，党团员都有表决权（举手）。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 中国共产党党团不分现象很普遍，“两家不分”是特定时期的历史问题。[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也是这种情况。它与后来的青年团不同，又与共产党不同，本人认为应是介于共产党与共青团之间。这将另文阐述。

    周恩来在旅欧团组织成立大会上提倡宣誓其意义应引起学者的重视。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的一块空地上,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召开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共18人,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李维汉、刘伯坚、萧子璋等,周恩来是从德国出发前去参会的。会议主持人是赵世炎,他先报告了筹备会议的过程。随后，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起草情况。周恩来开始时提议这个组织的名称叫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多数人主张叫少年共产党, 不赞成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值得党史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周恩来还提议吸收新成员时要宣誓,但是也有人不赞成,认为这样就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的宣誓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种政治约束,例如袁世凯接任孙中山做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就要他宣誓忠于民国,后来在他登基作了皇帝时,世人就骂其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并纷纷讨伐袁世凯。关于“宣誓”的事，郑超麟曾回忆说，在宣布开会后，周恩来提议大家一个一个要宣誓，现在参加建党的人要宣誓，以后入党的同志也要宣誓。起初，或许由于方言的原因，参会者听不懂“宣誓”二字，在弄懂宣誓的意思后几乎一致反对，都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仪式。周恩来虽然进行仔细的解释，但大家还是反对，结果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当日就免去了这个仪式”。[ ②]这个会议开了3天。“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最后确定的组织名称,大会的组织机构是，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人,由赵世炎担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那么，旅欧时期，周恩来倡导的“宣誓”到底有没有实行过呢？虽然查了《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没有发现实证。但还是找到了“宣誓”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确证。确证在于1923年6月，当时在法国的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被转为中共党员。1980年2月5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胡乔木及邓力群谈对2月3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稿意见时，他老人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在场人叙述自己当年的入团情景，他说：“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身不忘。”[③]因此，周恩来倡导的“宣誓”，在中共旅欧早期党团组织活动中是真实实行的。

    二、经考证，周恩来是首倡“宣誓”

    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0年8月建立，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这一时间段内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总体上看是比较简单且无固定仪式。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全国最早的50余位党员，并没有可遵循的入党仪式。中共在创建初期，对于要发展的新党员，没有在入党仪式上做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如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纲领指出，入党前须经一名党员介绍，候补党员必须接受所在地委员会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期满后，多数党员同意，才能被接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一名党员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后逐级上报，再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中共三大第一次修正了党章，规定须有二名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始得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以上规定可以说仅是一个入党流程，至于如何介绍、多数党员怎样表明同意意见、相关党组织怎样审查批准等，都没有进一步的规定。经查阅各类回忆资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地党组织采取了谈话式、表决式、填表式等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可被视为入党仪式。建党伊始，全国党员人数很少，但党务工作很繁重，发展党员时还没有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入党宣誓。党史界认为入党仪式的初试阶段是从1925年8月中共中央对入党仪式作出正式规定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入党仪式的发展阶段是从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到1930年2月井冈山斗争结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依据当地的革命实践，大胆探索入党宣誓的形式。虽然还有许多需要规范与提升的地方，但实行入党仪式对于党组织建设作用是显著的。[④]入党仪式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重要组成，是广大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宝贵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成果与表现形式。入党仪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及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庄严感、神圣感、使命感。鉴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性质的特殊性以及周恩来提出要宣誓的时间（1922年），学术界应特别注意其历史意义和价值。

    三、“宣誓”是周恩来少年诚信观在青年政治观上的必然体现

    南开学校在1916年5月6日组织了一次国文特试，各班代表200多人参加。周恩来从二道材料作文试题中选择一题，写成《诚能动物论》一文并获个人第一名。二位老师给的评语都很好。张诗岑老师的评语称周恩来的文章，是：以孔、耶、释之教释题，文章的内容文章博大精深，既包涵天地的元气，又概括了极微小的事物。作者实得作文之妙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从高处把握整体的论证。通篇用笔刚健严谨，布局细密周到，“尤征功候之纯。冠冕群英，断推此种。”程玉孙老师的评价是：见解高超，理境澄沏。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⑤]

    《诚能动物论》集中地反映了周恩来的诚信观。

    周恩来认为，诚能动物！并以孔子、耶稣、释迦三人为例进行阐述。孔子认为不诚无物，耶稣认为守诚坚信，佛氏认为要勿诳言、勿欺骗。他们三人“守真抱璞，感人以诚，秉天道，尽人事。”这三人的诚信善让五千年以来、十万里之广域范围的人类虔心信仰。他们虽不如天子贵、不如陶朱富裕，且“享寿亦若中人，秉权要异将相”，但其思想的光辉既照耀着他们当时的时代、也照耀着后世，“言中于人心，行垂于史册” 。

    周恩来强调，诚也，大的可以让好名声流传后世，小的能够造福一身。并且举例道：“下车泣过，大禹之诚感罪人。祷雨桑林，商汤之诚格上天。西伯被困，殷纣以其诚而赦其命。武侯治蜀，黔首以其诚而守其法。化干戈为玉帛，孔子折冲齐鲁。反内犯为罗拜，子仪心服回纥。王阳明诚格蛮苗，华盛顿德感民众。”[⑥]反之，以诈为利，以伪为真，最后终将自取灭亡。同时也以中外的事例说明。中国的事例有三个，即新莽自号圣贤、最终戴上了篡窃之罪名，曹操假装礼贤下士、最终遗留下奸恶之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最后，周恩来指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须崇诚信、弃诈伪。在列举了中外历史上一些名人政绩后，深刻地阐明：“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极严，期以一人之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营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文章结尾，他将矛头对准当时的反动统治者：“虚伪可惑少数人，惑人类一时，不能惑人类最长时期”，统治者欲驱使人民的“生命脑力以供一二私人之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 ⑦]

    有了上述周恩来所推崇的诚信观为基础，我们有理由认为：“宣誓”是周恩来少年诚信观在青年政治观上的必然体现。

    四、“宣誓”是信仰，周恩来募资出版《少年》，在《少年》上撰文驳斥“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谬论

    巴黎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首先要做的几件事中有一件事就是筹划出版《少年》杂志。这份内部杂志有着党刊的特性。初期没有经费,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虽已经有人回忆，但一直不被研究者所重视。事实是，有一位旅欧学生，名字叫谢成瑞, 周恩来在天津时与他是同学,谢成瑞与章士钊先生关系密切。当时章士钊正在欧洲游历。周恩来就通过谢成瑞的关系到章士钊那儿募捐,得到资助金1000法郎,用此费用购买了纸张和机器,初步解决了初期的燃眉之急。1922年8月l日,《少年》杂志在巴黎正式创刊出版。这本油印的红色封面刊物，由张申府和周恩来负责编辑工作，当然他俩也经常为《少年》写稿。[⑧ ]

    周恩来在《少年》上撰写《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驳斥“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谬论。

    他首先阐明共产主义的由来。他指出：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是有产阶级的清谈，共产主义思想还处于乌托邦中，马克思本着科学的精神，指出最大缺憾在现代经济组织，现代生产力的变迁足以使现代经济组织有崩溃之趋势。马克思更是从人类史阶级争斗的痕迹中，知道了依附现代经济组织之下的最后最困苦的无产阶级。想要铲除无产阶级痛苦之源，消灭阶级界限，顺着经济变迁可能的规律，不得不想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和最有效的生产制度，“让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正是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所证明的。[⑨]

    在对待宗教态度问题上，他明确指出共产党和别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差别，即：别的社会主义派别，或者还可容留宗教思想。宗教牺牲弱者、庇护强者，增强人的倚赖性，引诱人容忍，同时禁固了人的思想。唯独共产主义者对宗教深恶痛绝。

    对于别的社会主义派别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说成是宗教，他无情地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出之热烈的情感，理越明，信越真，感越切，革命的精神遂能越久而越坚。这种情感着重于“实际”，不但改革社会需要它，而且实验室中也不可须臾离它。没有它，牛顿未必能发现万有引力原理，没有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会出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谁也不能说它是迷信。

    他进一步解释了迷信与信仰的差别？差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实际来试验，换句话说，就是能不能符合科学精神。所以同一加入人的情感而成为意志的“信”，乃有“迷信”与“信仰”之别。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的“信”便为“迷信”。纯粹地本着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具有宗教精神。

    接着，周恩来以教徒与神父、党员与领袖两对关系来分清迷信与信仰。他指出，教徒对于神父只有迷信，即便心知其非，嘴亦不敢说。至于共产党人，他们一方面服从领袖指挥，另一方面时时监督其行动。红色俄国政治上的首领必须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俄国共产党爱护好的首领，同时各国共产党人又时时驱逐其不良的首领。“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没想制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⑩]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周恩来当时认为，要循着科学精神，要尽快地实验共产主义，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可贵可重，甚至视为经典。

    这样分析后，我们对周恩来倡导“宣誓”才有一个完整准确的理解。

    五、“宣誓”对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

    1、“宣誓”有助于丰富党的支部会议内容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极其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原则、借鉴苏俄党建模式的重要体现。对我党而言，它的成员入党后，必须放弃过去散漫的生活方式，遵守组织纪律，过组织生活。组织生活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支部会议。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员生活纳入组织中，把会议制度作为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支部会议制度在大革命时期也基本确立，成为了党员主要的组织生活方式。作为支部会议的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从上级督导、支部书记责任、会议内容、会议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合理的设置。在革命形势发展、党的组织发展的同时，我党一直在推动支部会议制度的落实。虽然因革命发展阶段不同、革命环境不同、地方党组织的能力强弱等原因，支部会议制度的运行出现一定的地方差异性，但总体而言支部会议制度基本得以落实，特别是在革命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组织建设较好的地区较为显著。毫无疑问的是，在党团不分时期，周恩来倡导的“宣誓”在成为党团员入党所必须的程序后，它丰富了党的支部会议的内容。

    2、“宣誓”本身增强了党的活动的仪式感，有助于强化党员的身份意识。

    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 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即必须举办入党仪式，才算加入党的组织，具有一名党员的“身份”。“宣誓”通过仪式的程式化操演告诉党员，必须遵守党组织的纪律，让党员感到组织的规范，促进参与者的心灵在这种仪式感的活动中与党组织传递的价值理念和教育内容相共振。“宣誓”仪式也是对党员情感的重塑过程，党员在仪式中体验的教育内容，通过感性认识更能深入到党员的思想中，进而在理性层次上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党员随时头脑清醒，以达到教育目的。

    同时，宣誓仪式所营造的情感状态影响了党员对政治世界的观念。情感是人类受外界影响自发形成的情绪流露，宣誓仪式能使一个支部集体、一个基层单位的组织成员同时迸发出统一的情感，保证和促进了党组织的内部和谐。通过宣誓仪式激发党员健康向上的心理情感，并发展成为一定价值观念，且这种价值观念与组织对党员革命意志的培养相一致，有助于增强党组织战斗力培养的集体目标的实现。总之，一场能直击内心的成功的宣誓仪式，完全能通过情感这种路径使党员的思想教育产生较好的效果。⑪

    仪式感的核心是价值观的相同，体现参与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入党宣誓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体现着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宣誓仪式及相关活动，能够让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特定庄重的仪式感染下及追求共同价值的氛围中，自觉向党的组织看齐、向党员先锋作用看齐。当然，还能够强化自己的信仰，强化向组织的归属感，感受到组织的亲切关怀、涵养和提升政治觉悟、强化身份认同、强化在党意识。综上所述，举行入党宣誓能够激发起党员发自内心深处的庄严和崇敬，使老党员回眸初心充满信心再出发，让新党员接受全面教育明志向。

    3、“宣誓”有助于强化中共党员的使命担当，有助于强化中共党员的党性修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能够让党员忠诚使命、牢记使命、认清使命，能够唤醒归属于党的自觉，鼓舞党员向党看齐，听从党在任何时候的指挥，能够用党的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吸引党员，凝聚力量、担当作为。

    入党宣誓时庄重的环境和肃穆的氛围，给党员个体带来满满的仪式感，能够强化自我心理暗示，让参与者用心投入。齐声合唱的《国际歌》韵律、党旗那鲜艳夺目的红色，由此而自然生发的崇高感，能够让中共党员提纯信仰。有了这种仪式感，党员就会思想极其端正、心怀一片虔诚，就会敬畏与崇敬组织，去除灵魂深处的私念，在春雨般的滋润中提高党性修养。使党员这个简单的称谓能够时刻提醒党员个体他所有别于他人的“特殊身份”、有别于他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广大党员通过率先垂范获得认可、通过奉献牺牲找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