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中到过桂林四次，其中抗战时期的1938年12月至1939年的5月间，仅半年时间就连续三次来到桂林，这足以见得桂林对当时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对中国抗战的历史作用的巨大。
　　周恩来三次来桂林都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城内机关的中山北路14号旧址(抗战时期为桂北路138号)的楼上,即处长李克农的办公室兼卧室。他在这里会见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以及部分黄埔军校同仁和桂系高层，接见了夏衍、谢和赓等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和许多进步文化人。他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尽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可能地为桂林成为全国的进步文化中心创造适宜的政治环境。
　　周恩来抗战时期三次来桂林的活动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他来桂的时间多数人都知道，是1938年12月、1939年2月和1939年4月下旬至5月初。但是每一次到桂林的目的和具体活动内容却鲜为人知。
　　其实，周恩来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连续三次来桂林，都是因为抗战形势变化的需要。广州、武汉沦陷以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时的桂林已是中国仅剩的几座未被日寇占领的后方城市之一，桂林特殊的地理优势，西可通滇、贵、川、陕，东能达湘、赣、浙、皖，是连通西南、华南、华东、华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抗日大后方和通往新四军地区的重要通道。而且在武汉、广州沦陷后，由海外通往国内的物资运输线，只能通过越南的海防入口进入广西，桂林便成了这条通往海外生命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再一方面，是由于广西桂系的开明政治，主张抗日救国。因此，开展广泛的抗日统战工作便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政治任务。周恩来为实现广西和整个西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作好桂系和广大文化人的统战工作，于是便有了他连续三次的桂林之行。
　　1938年12月初是周恩来第一次到桂林，主要是为了《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事宜。他曾与郭沫若一起拜会了白崇禧，白不仅表示欢迎和支持，而且答应资助一些复刊经费。12月8日，他应桂林各界之邀出席了在桂林大华饭店举行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还在会上作了抗日形势的讲话，并号召全民一致抗日。这次还在办事处警卫人员吴志坚等人陪同下，到漓江东岸的东江小学看望了在桂林的新安旅行团孩子们，并亲自从公文包中拿出进步书籍给孩子们学习，鼓励他们克服困难不断进步，继续抗日宣传事业。不久，因组建南方局机构，重庆来电催促，离开桂林，从秧塘机场乘飞机去了重庆。
　　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第二次由重庆到桂林。主要是送叶挺去皖南新四军军部赴任，并亲自去解决项英与叶挺之间的矛盾，路经桂林。这次他又应白崇禧的邀请，与叶挺出席了2月16日召开的"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会上他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作了题为《军训工作之重要》的演讲，他号召"不仅要造成今天的全面抗战，还要准备着明天的胜利决战。"会后出席了白崇禧的招待晚宴。
　　1939年4月23日，周恩来第三次由皖南新四军返回重庆中途来到桂林。这次的主要活动是亲自做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看望了李济深、白崇禧等。会见了许多黄埔军校学员和国民党党政军高级要员。广泛联系在桂各界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人，进一步作好民主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同时还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在路莫村（现桂林始发站西侧）办事处军需物资转运站的龙王庙（今路西小学内）连续三个半小时向桂林各界共产党员、社会名流、全体办事处人员约200多人，传达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作了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上还将自己随身使用了十多年的一支派克牌钢笔送给了办事处负责组织工作的曹瑛同志（因当时曹瑛做记录没有钢笔，只有铅笔，很不方便。如今这支钢笔已是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