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来到总理身边

      1945年秋，我从成都燕京大学毕业，党组织安排我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工作。我的具体工作是：选辑与党有关的重要新闻、摘要译成英文稿并打印出来，准备发给一些外国记者用（那时候还没有新华社）。
      1945年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有时美方的赫尔利或马歇尔也参加，当时担任我方翻译的是章文晋。周恩来一边倾听翻译，一边自己缜密构思，考虑下面要讲的内容。一旦发现翻译有错的地方，哪怕是一个字，他也会立刻纠正，从而确保翻译在政治上完全无误。
      1946年5月初，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十月国共谈判破裂，我随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发动重点进攻，胡宗南攻打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外事组也随之从延安撤退。1948年夏，外事组又随党中央辗转来到西柏坡。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势如破竹，1949年2月初，北平和平解放，我们随大军进驻北京。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我被安排在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工作。12月1日我奉命调到政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总理办公室按业务分为政治组、财经组、文教组、军事组、外事组等，每组三、四个人，外事组包括马列、邓光和我。总理办公室负责协助总理处理各项具体事务，总理找人谈工作时，由主管组的秘书参加作记录并办理临时的交办事项。由总理举办的宴会，必要时也让主管组的秘书参加。在总理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我发现总理的工作太繁忙、太辛苦，几乎没有休假日，星期日、过年过节照常办公。
      1957年，党中央发出精简机构，支援文教战线的号召。总理率先做出表率，对总理办公室的人员进行精简，我与另外几位同志因此调离了总理办公室。不久，总理办公室撤销，改为总理值班室。1958年我到了北京市基层单位工作，1964年秋，我被调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靠边站"了，从国务院外办下放到在宁夏的五七干校，1972年落实政策被调回外交部。

　　 随总理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

      1954年，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登上国际舞台。党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组成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周总理为团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副团长。
      中央认为日内瓦会议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应当将此作为练兵的机会，让大家了解外事活动的情况，因此派出了许多人员。代表团共计100余人，驻地在日内瓦郊区的一栋别墅里。由于代表团人多，别墅房间少，因此部分人住进了旅馆，还有一些人住进了我国驻瑞士总领馆。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与英、美、法等大国第一次接触，为给世界留一个好印象，日内瓦驻地的陈设都是国产高规格的家具，带出国的东西也都是最好的，包括工作人员出国前置办的行头。代表团出国前，外交部还聘请专业人士举办外交礼仪方面的讲座，翻译也都进行过专门的培训。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是在日内瓦会议才认识新中国的，了解中国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的。外界舆论对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表现也是高度认可和赞扬，当时很多外国媒体对日内瓦会议进行了报道，不少文章是反映中国代表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日内瓦会议期间，我的工作与在国内时一样，也是帮助总理做一些秘书工作，比如摘选外电及报纸的报道;帮助看材料（外事文件等），将总理批示传达给有关部门;将总理的口头交代起草成电报文件等，此外每天将当天会议的情况起草拟成电报稿，经总理审批修改后当夜发到国内。日内瓦会议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将会议的详细情况写成报告汇报给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