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组织上派我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保健护士,一直到1967年。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亲眼看到周恩来总理忘我地为党工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党和人民陷入深重灾难的日子里,周总理忍辱负重,力排干扰,努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稳定的一件件事,让我永生难忘。
"有困难、有风险要冲在前,
否则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
1967年6月6日早晨,周恩来总理给邓大姐留了一封信,信中说:"约她(指我)今晚早来,好与她谈深谈透一些……。"在接到通知的时候,我正赶往卫生部的路上,我想,总理找我会谈些什么呢?我到西花厅时已是下午,总理外出开会。总理回到西花厅后,我看到他表情严峻,听到他气愤地对秘书说:"怎么行啊,还要砸机器,太不像话了嘛!"我看总理在气头上,就退到一边等候。
稍事休息后,总理让我到客厅。还没坐下,就对我说:"你们在外面看得多、接触的事也多,要记住,共产党员一定要实事求是,允许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前提是要坚持真理,不允许有派性,我们党这么多年来受派性的害可不小啊!损失也是惨重的。我一生一直不休止地做着在斗争中求团结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你们在我身边工作,该是看得不少吧。你们年轻,没有经过残酷斗争,所以一定要明白,不该做的一定不要去做,不管受多大委屈,都要坚守岗位,哪怕是牺牲了自己。你们系统(指我当时工作的卫生系统)也很复杂,运动一开始,就有人偷保健对象的病历,然后关起门来传抄,紧接着就是对中央、军队主要领导搞非法调查,可以看出来,他们想干什么!"总理说到这里,我插话说:"您是说他们杀人不用动刀子。""你讲得太直接了。"周总理接着说:"这个事我请先念同志去制止,不准再继续开这种会,造成了很坏影响,传到了香港、澳门、日本等地,有些人对此做大做文章。"总理喝了点水,继续说:"现在工作难做,其实不是难在群众身上,因为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关键是我们有些干部变了,变得不负责任、不深入调查,自以为是,还没到那儿,就害怕,甩手不干了,有的共产党员索性放弃手中的权力,搞什么签字交权,你看,自己先把自己打倒了。一个共产党员,心中没有党,没有党这个集体,没有人民,这怎么得了!"周总理继续说:"我派了谢华(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同志来协助卫生部工作,部(指卫生部)里干部可以助一臂之力,把工作做好。长期在卫生部工作的人应该懂得,卫生工作既有精神又有物质这个道理,社会发展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卫生工作不能停下来。听说你们卫生部也要搞武斗,像什么样子嘛!不能光搞派性,不管工作,摞挑子不干就不是个共产党员。有困难、有风险要冲在前,否则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
现在回想起周总理的那次谈话,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总理不止一次地强调对群众运动必须"因势利导"。
晚治疗前,总理说:"还有几句,那就是卫生部必须下去,我考虑组成医疗队,到海拔1900米左右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甘肃),最后到阿里(西藏)。那里人口每平方公里只有7.6人,有四个月无霜期,绝大部分群众只能饮用祁连山流下来的雪水,人少病可不少,那里缺医少药的情况严重。我想这样下去一方面可以为百姓办点实事,另一方面以外促内更好地解决卫生部内部的问题。有可能的话,你去帮范跃同志搞好医疗队的大联合。不过,这只是设想,还未找他们来谈。"总理讲这段话时,是设想要在6月26日前下去,这样武斗也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为要派几百人的医疗队到基层去,准备工作可不轻,班子的搭配、药品器材的筹集等无一不是棘手的事。我想,6月26日前能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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