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时起，每逢父亲的忌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被一阵悲凉的哭声惊醒，这是妈妈忍不住对父亲刻骨铭心的思念而大放悲声。我小声哭唤并轻轻摇动着妈妈，等她平静下来就会给我讲述父亲的故事。父亲牺牲时我才4岁，我对父亲的了解不仅来自母亲的回忆，也来自于父亲的日记、父亲生前好友的回忆和信件。

    一

    我父亲叫刘桂五，字馨山。1902年7月4日（农历）出生在原热河省凌南县（今辽宁省朝阳县）六家子乡八家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家中人都很疼爱他，虽然日子过得艰难，还是让父亲读了两年私塾。

    1922年父亲结婚了，母亲是六家子乡刘四家村的农家女，叫刘素贞。婚后，父亲在家乡参加了民防团，没想到他迷上了打枪，成为团里的神枪手。1924年直奉战争时，宋哲元成立了学兵队在我们家乡招学兵，父亲离开家乡去承德参加了学兵队。宋哲元部队撤离热河后，家中就和父亲失去了联系。

    1926年旧历年前夕，家中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我大伯连夜动身去找我父亲。原来我父亲在1925年就到了热河地方军阀白凤翔部下当兵，此时已当上了连长。父亲一见到我大伯，就跪下磕了个头，两人抱头痛哭一场。

    1928年，白凤翔部队改编为东北边防军骑兵第六旅，调防黑龙江，我父亲任十八团一连少校连长。在黑龙江北部密山县戍边时，中苏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父亲平时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传说父亲使用的枪上准星都磨掉不用，枪掏出来就响，百发百中。他在这次战斗中更显示了军事才能，一再荣立战功，被授予“六等云麾勋章”。中东路反击战后，他立即被破格提升为东北军骑兵第六旅十八团上校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各地相继沦陷。眼看乡亲父老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下，作为军人却不能奋起抗战，他和许多将领一样茫然不解。但不得不服从命令，满含热泪，随军离开了东北。

    二

    “打回老家去，驱逐侵略者，收复失地”，从离开东北故乡那一天起，这一心愿一直在激励着父亲，他时时期望着张学良将军能有那么一天率队出征。可命令一道道传来，都是后退。东北军离开东北越来越远，一直调到大西北。

    部队最初驻防在河北保定、冀州一带。此时东北军的家属大部分住在北京。1934年7月，我就出生在北京。那时，父亲驻防冀州，所以我的乳名就叫冀州。1936年，东北军调往西北，我和大伯母等人又来到了西安。

    父亲逐渐看清了不抵抗主义的内幕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本质，眼看打回老家去的心愿越来越渺茫，此时他想离开部队，去热河敌后打游击。

    1935年冬，东北军进行了整编，成立了骑兵军，父亲仍任骑兵军第六师十八团上校团长，驻防在庆阳的驿马关一带，与军部相距三十余里。副军长黄显声是东北军中积极赞成共产党抗日主张、最早靠近共产党的高级将领。黄显声的周围有一批地下党员。东北军中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澜波同志，长期以来的公开身份就是黄显声将军的秘书，张学良派到骑兵军中的联络参谋王再天也是地下党员。因此，这使父亲有条件先后认识了刘澜波和王再天。

    父亲常常到西丰镇去和陈大章、王再天、刘澜波、刘德印等人促膝谈心，王再天等同志也趁机对他进行开导，使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认识。有一次，他对挚友陈大章说：“过去东北军和其他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为什么跟红军打仗总是每战必败呢？我想来想去想明白了，红军整天向我们喊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是抗日的军队’‘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咱们的士兵听了这些口号，当然拥护。”

    父亲认清了革命道路和国家前途之后，便决心走自己选择的道路。父亲领导的十八团是骑兵军第六师的主力，他与师长白凤翔是亲密战友，又有共同的抗日思想，加上黄显声积极赞同我党主张，尽管整个东北军担任着“剿共”任务，而骑兵军却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很少和红军产生摩擦，尤其是骑兵军第六师，经过多次交往，与红军结成了友军关系。

    母亲告诉我，有一次她和父亲从防地乘车连夜赶回西安，前面一辆是警卫车，后面是他们坐的小汽车。警卫车突然停下来报告说前面遇到了红军哨卡，是否要绕过去。父亲对母亲说：“我去和他们谈谈，你不要害怕，红军对家属不会怎么样。”哪知，红军哨卡一听说汽车是东北军骑兵第六师送家属回西安的车，没有检查就放行了。

    为了进一步提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素质，培养部队的骨干人才，1936年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市的王曲镇开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张、杨两将军亲自兼任训练团团长。父亲也奉命参加了这一训练团。在学习期间，父亲刻苦认真，深受张、杨两将军赞赏。加之有陈大章、刘澜波等人的推荐，训练结束后，张学良将父亲留在他的侍卫副官处工作。

    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率国民党的一群文武大员，由洛阳到古城西安，以华清池为临时行辕。到临潼后，他就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师长以上的军官，要他们听从他的命令，继续彻底“剿共”。

    12月8日，我父亲收到副官长谭海的转告，下午2点到西楼楼上会客室等候。我父亲准时到达。不一会儿，张学良来了，冷不防朝我父亲肩上打了一拳，我父亲感到很突然，随即沉着地说：“我犯了什么错误吗？请副司令不要着急。”张学良见我父亲神色沉着，就说：“你没犯什么错误，是看你遇到意外情况慌不慌。”接着，他拉着我父亲和他坐在一起，神色很严肃地说：“我有一项重要而又极为保密的任务，考虑很久，认为你最合适，但此任务有牺牲性命的危险！”我父亲回答：“副司令既然信任我，我不怕死，保证去办！”张学良说：“我想派你去当刺客！”我父亲问：“刺谁？”张说：“刺杨虎城你敢不敢？”随即摸摸我父亲胸口，试他心跳快不快。我父亲说：“只要副司令信任我，尽管放心，我敢去。”张学良见我父亲很平稳，就用很缓和的语气说：“我是和你开玩笑的！杨虎城是自己人，哪能刺杀他呢？”随后又十分郑重地说：“我给你的真正任务是叫你去刺蒋介石。他不打日寇，又前来西安逼我们打内战。你敢不敢去干？”随着又摸摸我父亲的腿哆嗦不哆嗦。我父亲想了想说：“我敢去，但是我不认识蒋介石，也见不到蒋介石。”张学良说：“前几天我跟委员长谈话，已说过我十八团团长刘桂五是热河省凌南县人，想派他回去，到家乡组织游击队，配合经过热河的抗日部队。今天下午你去向委员长辞行。这样你就可以侦察蒋的住室及院内外情况。”谈后，张将军就亲自开车带着我父亲去了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处。

    到达华清池的五间厅后，张学良将我父亲向蒋介石做了引荐。蒋问了我父亲一些家乡和他本人的情况，然后说：“你回热河后，经费方面有什么困难，要枪炮弹药，就给我来电报。”谈了一会儿话，我父亲即告辞出来，和张学良一起回到西安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问我父亲在西安有多少人。我父亲说：“我身边只有二十多人，但都是神枪手。”张学良说：“你的力量太弱了，我让孙铭久带警卫二营听你指挥。”我父亲说：“我们师长白凤翔是主张抗日的，他的手枪队参加更有把握。”

    12月11日，张学良将军在公馆召见我父亲，对他说：“对委员长要捉活的，不要打死他，捉他是为了逼他抗日，并不是我要当总司令。”又说，“你不要顾虑家庭，你的亲属就是我的亲属。”我父亲当即表示：“请副司令不要顾虑我的家，只要促成抗日，打走日本鬼子，他们就可以回老家去。”晚饭后，张学良派车送我父亲回家，并于深夜派车将他接走。同时，母亲抱着我去了戴副官家。

    白凤翔、我父亲、孙铭久率捉蒋突击队于12日早晨4时进入阵地，经过一番激战，击溃了蒋介石的卫队。我父亲直奔五间厅蒋介石的卧室，发现蒋介石已不在了，假牙还放在桌上。院内院外搜索，也没有找到，立即报告了白凤翔，白凤翔命令立即搜山。蒋介石被搜出后，我父亲和唐君尧把他架上汽车，送往西安张学良处。

    四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我父亲无限悲愤。但是，由“西安事变”很快迎来了一个全面抗战的局面，又使他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盼了6年之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西安，我父亲义愤填膺，已成为骑兵第六师师长的他正计划请缨抗战，忽接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电，谓奉蒋介石电令，骑兵第六师归挺进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事宜马占山指挥，并令克日出发，于7月24日到达大同。

    我父亲奉令即由乾州榆次回到西安，向何柱国请示一切，7月11日离家返回防地。令副师长王景阳率部自乾州乘马到潼关，分由永济、风陵渡两渡口渡河，我父亲又返回西安等候。

    15日，父亲就要出发去前线了，全家人都出来送行。父亲抱着我，直到发车前才把我交给母亲，又拍拍我就上车走了。谁知道这竟是我们父女的最后一面。

    我父亲于19日抵大同，与马占山会合。8月上旬至9月下旬我父亲率部在大同、丰镇一线与日寇激战。9月17日我父亲率部在平地泉与日、伪军激战3日，虽屡挫敌锋，但终因寡不敌众率部断续后退，10月1日撤至绥远境内。先遣军与地方武装共商同心协力共同保卫绥远、抗击日寇入侵，不料想，各路军阀从保存自己的实力出发，虽然大敌当前，但他们不思协力救国，对先遣军采取不合作态度。

    10日晚，我父亲率领骑兵，王景阳率领步兵，分两路出其不意，主动出击，夜袭了敌人阵地。骑六师官兵在我父亲身先士卒的率领下以锐不可当之势，一举击溃了敌人，日伪军仓皇撤退了七十余里，退到卓资山车站。

    在转战塞北的岁月里，父亲对妈妈、对我充满了思念之情。有一次，父亲自前线寄来一封信，里面还夹着一张白纸，上面画着一个小女孩，长着一双大眼睛，剪着齐耳的娃娃头，咧着嘴笑着……边上父亲用亲切而充满深情的语句写道：“这是我的小冀州。”那是画的我呀！这张画令我想起鲁迅的名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日、伪军在与骑六师的作战中屡屡碰壁，狡猾的敌人便改变了策略。11日他们一方面在正面战场与骑六师对峙作战，一方面又派出500骑兵绕道袭击绥远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南之凉城，使骑六师的阵地形成了腹背受敌之势。我父亲和骑六师官兵虽抱誓死决心，但终因孤掌难鸣，15日奉命垂泪撤出阵地，向五原转移。骑六师撤退后，归绥落入敌手。

    半个多月，我父亲率领六师官兵，英勇抗击侵绥日、伪军，以伤亡二百多人为代价，歼敌六百余人，击毁敌坦克车3辆、铁甲车1列。在撤退途中，我父亲目睹了战争中造成的惨状，惜山河之破碎，痛同胞之罹难，不禁泪下。

    同年冬，父亲在五原、东胜一线坚持抗日作战。1938年春,马占山率部自伊克昭盟，渡黄河北进，想北出大青山，东进开辟新战场。对这次军事行动，我父亲本有不同看法，认为北进不利。但出于对马占山的尊重，骑六师仍然担负起全军前锋的重任。这时日、伪军调集了10倍于我之兵力，对挺进军进行围剿追击，阴谋把挺进军诱入大青山，结果挺进军正中了敌人的诡计。全军在大青山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之中，苦战半月余，伤亡惨重，有全军覆没的危险。4月在大青山的北山口奋勇突围西撤，骑六师又担负了全军最重要的后卫任务。

    战斗打响后，马占山只身逃出重围，我父亲并不知道。混战中，父亲三次跃马杀出重围，又三次冲入重围寻找马占山。突然，一发炮弹在眼前爆炸，横飞的弹片炸伤了父亲的下肢，战马也倒在血泊中。警卫员见状，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营救父亲。战士从四面八方向父亲身边汇集，日军立刻意识到这是骑六师的核心人物，便调集火力，距父亲约100米处，筑起了一个环形的火线。他们要生擒父亲。警卫员王景贵、狄风华等人一个个冲上前却又一个个倒下去。父亲挣扎着，伏在地上，眼看这么多人接连倒地，他急了，大声呼喊，喝令不要前来相救。但只有这一次，他的部下违抗了他的命令，战士们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用血肉为父亲筑起一道通向求生的屏障。父亲再也看不下去了，他的双眼像爆裂一样，他把那只磨去准星、百发百中的神枪，对准了自己的头，扣动了扳机。在震耳的枪炮声中，一支手枪能有多大声响，可父亲的枪声随着倒下的身躯，却震撼了战场上的每一个人。终于，战斗结束了，战场沉寂了。百姓拼着命把父亲和战士的遗体埋在了一起。

    日军得知骑六师师长战死，便派人掘开泥土，用水把一个个脸洗净，用照片比对出父亲的尸体，割去他的首级，带回去邀功请赏。因为他们知道，骑六师是马占山部队的主力，没有了这个中坚，驰骋绥远一带的这支抗日力量便垮了。老百姓又一次埋葬了烈士的遗体。

    1938年5月22日，西安市各界成立了刘桂五将军治丧筹备处。国共两党共同追悼公祭一位抗日阵亡的东北军将军，在当时确是一个空前的事件。

    《西安日报》《国风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均连续报道了我父亲牺牲的消息和生前事略，高度赞扬了我父亲的爱国主义精神，称其“英勇战斗，治军极严”，“转战塞北，屡建奇功”，“光荣殉职，杀身成仁，功昭日月，彪炳千古”。

    朱德、彭德怀代表中共军委，并以两人联名同挽的挽联是：

    贵军由西而东，我军由南而北，正期会合进攻，遽报沉星丧战友；亡国虽生何乐，殉国虽死犹荣，伫看最后胜利，待收失地奠忠魂。

    朱德彭德怀同挽

    一九三八年五月

    蒋介石的挽联是：

    绝塞扫狂夷百万雄师奋越石；大风思猛士九边毅魄拟睢阳。

    蒋中正挽

    民国廿七年五月

    父亲牺牲时年仅36岁，为表彰他的功绩，赠中将。

    新中国成立后，敬爱的周总理不忘爱国志士，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期间，通过北京市政协委员陈大章，找到了我们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