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共情报特工史，袁殊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以多重身份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的环境中与敌周旋，为党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情报，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红色”变“灰色”，打入中统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委。1931年7月，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潘汉年的通知，来到位于上海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正在等他。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为中共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初涉情报工作的袁殊对此行一无所知，王子春手把手地教他。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他们开始寻找打入敌人内部的途径。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袁殊从未与他有过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因袁晓岚推荐上黄埔的关系，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王子春要求袁殊写个简历。袁殊的简历中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吴醒亚之所以肯任用一个在左翼文化活动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袁殊，一是因为贾伯涛是蒋介石的大红人，不能不给面子；二是由于袁殊写的材料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三是因为吴当年从湖北到上海谋出路时，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结果得了势，受恩于袁家，想借此报答。这些社会关系，犹如一把无形的保护伞，为袁殊在险象环生的谍海风浪中遮风挡雨。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复兴社”。这两个法西斯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李士群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公开叛变革命。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

　　袁殊最初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指示下，袁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搞到一个重大情报，为吴醒亚立了一“功”。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差事，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是无冕之王，能上通天下通地，自由采访社会新闻。袁殊因此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就这样，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迅速打开了秘密工作的局面，不仅成功地打入中统，还有机会进入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为日后潘汉年在日伪时期领导对日情报斗争获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机缘巧合，进入军统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狱。由于各方的大力营救，当局最终对他从轻发落。翌年5月，袁殊出狱后赴日本学习。

　　1937年春，袁殊回到上海。此时，由于淞沪战争爆发，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提醒戴笠，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

　　一天清晨，戴笠突然亲临位于武康路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要袁殊第二天9点到他那里去面谈，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后两人便登车而去。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他认为“机会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

　　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后，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毫无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殊按事先想好的回答：“靠老婆生活。”

　　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

　　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他向袁殊交代了工作，给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如此一来袁殊打入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袁殊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除汇报军统内部情况外，还将深入“日本特别调查班”进行反侦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潘汉年。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行前向袁殊交代：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络。

　　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西进，12月13日攻入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袁殊运用“军统”身份组织了“抗日秘密行动小组”,首领是“抗日铁血团”的成员王铁民。

　　1938年夏，袁殊亲自领导策划行动小组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他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与那个伙夫搭讪，一来二去混熟了。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并约伙夫“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海军仓库引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这次行动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年末，“行动小组”又组织了伏击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嘉奖“行动小组”抗日有功。在军统骨干会议上训话时，戴笠从腰间掏出一把加拿大造的手枪往桌上一拍：“你们每个人可以带回两把这种新式手枪，可以用它杀敌。”话锋一转，他又望着袁殊说：“谁要是对团体不忠，也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

　　会后，戴笠单独召见袁殊给予奖励，又布置了他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任务。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杀了不少军统的人，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决心除掉他。

　　在香港，袁殊与潘汉年单独见面，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潘汉年告诉他自己不久也将去上海。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他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时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袁殊出卖。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

　　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打仗有胜有负，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

　　李士群见状，换了一副面孔，他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并强调：

　　“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

　　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自己老婆去袁家通知马景星送换洗衣裳。

　　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马景星到潘袁约定见面的咖啡馆告诉潘“小袁出事了”，潘汉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

　　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袁殊再一次化险为夷。

　　忍辱负重，获取敌情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全国人民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以武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宣告失败。为继续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加紧扶植汉奸政权，宣传“中日一体化”，走“共存共荣的和平道路”。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坚持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中共中央社会部确立了加强敌后情报工作，打入日伪获取情报的方针。作为隐蔽战线负责人的潘汉年，抓住“岩井救袁殊”这一契机，运筹帷幄，策划了一场对日情报战。他让袁殊将计就计，以“军统”的身份答应与岩井“合作”，成立亲日的“兴亚建国运动”组织，暗中为我开展情报工作所用。

　　几年前，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褪去进步色彩”，已遭到误解，如今要他公开出面当“汉奸”，带给他的将是人格的屈辱和“民族罪人”的恶名。潘汉年耐心细致地向他讲秘密斗争形势的需要，“存在就是发展”的道理。袁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担起万斤重载，为了民族解放大业，彻底把个人荣辱抛在了一边。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袁殊在宝山路938号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兴建”的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主任陈孚木是潘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副主任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协助袁殊总揽人事、财务大权的翁从六（化名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化名恽介生）、鲁风（化名刘祖澄）、秘书周静（化名唐埙）、电台负责人刘人寿（化名杨静远）等均是我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