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现的那枚炸弹，当时却一直没能破案。后来从一个被抓获的特务口中，李克农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香山上的一个老尼姑是国民党特务，炸弹就是她搞的鬼。可是，在警戒森严的双清别墅，她是如何进入毛泽东住处并放置炸弹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为此，李克农愧疚了很久。

　　坐镇板门店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在得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饱受丧子之痛的煎熬。“克农，我想过了，还是你把那件事告诉思齐（毛岸英妻子刘松林的小名）吧”，主席对李克农说，“我还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李克农奉命出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而此时，他正备受哮喘病折磨，夜间靠打吗啡才能入睡。

　　在板门店的谈判大厅旁边，有一顶帐篷。每到会谈僵持不下时，中方代表就会从谈判大厅进入帐篷，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端坐在帐篷中，他总是在大口吸烟，极少说话。

　　谈判席上的态势总是由李克农发电报到北京，而主席会据此作出适当的敌我分析，抓住敌人的心态，“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每一封主席发出的电报开始都是：“克农，并告金、彭。”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十几天，其间两易会场，5次中断，开了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最艰难的一次谈判双方竟然僵持了132分钟。

　　那是1951年的12月28日1时，关于机场和交换战俘的谈判进行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双方都不肯做出任何退让。我方代表来到帐篷内，急冲冲地说出三个字“怎么办”，李克农拿出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同样是三个字——“坐下去”。毛主席早就估计到朝鲜谈判的战略形势，给予了李克农明确的信息：“不要怕拖，不性急，敌无所施其技。”

　　在板门店，李克农殚精竭虑，带病坚持工作。随着冬季的来临，他哮喘越发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喘气。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每天晚上，李克农都坐在朝鲜式的土炕上研究材料。由于视力微弱，他的双眼几乎要贴在炕桌上。由于长时间伏案，胸口挤压得难受，每隔一会，他就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毛泽东、周恩来得知了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回国休息、治疗。李克农却拒绝了：“临阵不换将！”

　　李克农在板门店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很注意安抚大家的情绪，经常嘱咐代表们不要失去冷静，不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能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衅而冲动。他观察到对方一名谈判代表虽脸上常带着笑意，但言语中却始终方寸不乱、寸土必争。李克农就号召大家学习对方长处，为己所用。

　　1953年7月27日，谈判终于结束，李克农长舒一口气。

　　搞情报主要靠交朋友

　　李克农一生用过很多的别名，就像他的身份和经历一样丰富——择田、陕公、种禾、震中、曼梓、稼轩、天痴。李克农的父亲李道铭，幼年过继给挑扁担的本姓人家，由巢县搬到芜湖。李道铭有三子，李克农排行老大，本应排为“泽”字辈，扁担爷爷改为“克”。

　　李克农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李克农还写信给国内的同志——“好小说旧小说，东安市场书摊上多得很，能捎些来亦好，否则太寂寞了。”

　　李克农一生只娶过一个妻子，就是赵瑛。两人相濡以沫，感情极好。赵瑛去世后，李克农保持房间陈设不变，每晚就寝前到夫人床上坐一会儿，鞠躬一次再离开。

　　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其特殊成就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出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

　　解放后，李克农认真总结了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当时，苏联克格勃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逝世。美国中央情报局庆幸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在国内，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董必武曾赋悼诗“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