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西藏问题专家王贵。 中新社发 郭海鹏 摄

    王贵，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西藏问题专家，精通藏语，曾在西藏工作三十一年。与这些经历相比，他作为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先头部队侦察参谋的身份，更引人注目。

　　今年七十八岁的王贵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当年进藏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感慨万千。

　　十八军进藏有两个敌人

　　一九五0年初，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做出战略调整，改由当时西南局“经营西藏”。根据分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十八军承担进藏主力任务。时年三月，十八军在四川乐山誓师进藏。

　　从那时起，十九岁的王贵一直作为十八军先头部队的侦察兵，走在大部队的最前方。

　　当时的进藏部队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藏军，这个还好对付，他们的战斗力不强，不是我们对手；但是路途遥远，人烟稀少，物资匮乏，运输极其不便，补给运输是个大问题。”王贵回忆说，由于补给跟不上，先头部队常常饿肚子，几次渡粮荒。“为了渡粮荒，战士的口粮从一天一斤减到八两、六两、五两。”

　　“饿得没办法，我们就到处挖野菜。”当时的野菜主要有藿麻、茴茴菜、野韭菜。王贵他们在甘孜、昌都吃过，由于没有营养，吃完后人体严重营养不良，有的手指甲凹进去，有的眼窝子凸出来。而一些连野菜都没有的部队，据说还抓地老鼠、抓麻雀充饥。

　　尽管人缺少饭吃，但是还要保证骡马的草料。“人有觉悟啊，骡马没有觉悟，饿了就不走了啊！”由于当时没有公路，炮兵部队的重炮没法进藏，主要靠骡马驼着步兵炮前进。人饿着肚子给骡马割草是当时很常见的事情。为了割草，有些战士永远留在了进藏路上。

　　“一九五0年十一月，昌都战役之后，一个战士背着六七十斤草，从山上下来走到悬崖绝壁边的小路上，因为饿得慌，腿一软、眼一黑，一头栽倒下来，脑浆都迸出来了。谁见了不掉眼泪啊！”这一幕，至今铭刻在王贵心中。

　　在拉萨西郊的烈士陵园里，至今埋了很多王贵的熟人。他说，从进军西藏，平息叛乱，到边防斗争，先后牺牲了一万多人。

　　一九八一年，时年五十岁的王贵从西藏军区调回北京，临行前，他到烈士陵园扫墓，并亲自种了一棵树。对着他的战友，这位老者动情地说：“我是活着回去了，你们永远却埋在了这个地方。”言及于此，老人家不仅潸然泪下。

　　“菩萨兵”的称号是这样来的

　　一九五0年十八军进藏，这也是解放军与藏民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据王贵说，当时的军民关系非常好。

　　当时，西南局在接到毛泽东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十日两次进军电报后，着手筹划进藏事宜。一月十五日，在向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传达指示时，邓小平依据中央精神，以他高超的政策水平，总结出解放军进藏两大原则，概括说就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政治重于军事”说的是首先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要搞好民族团结，团结好藏胞。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一直以此为铁的纪律，模范遵守。

　　“当时对喇嘛寺庙加以保护，经幡、玛尼堆，我们一点也不动，还按照藏胞的习惯，顺时针方向绕。”

　　先头部队过康定以后，几件买卖柴草的事，令王贵“永远忘不了”。

　“藏军到过甘孜一带，国民党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也到过这里，但是旧社会兵匪一家，军队比土匪还厉害。”王贵说，旧社会里，到过康定、甘孜等地的军队，都是直接要求老百姓供给粮草，老百姓没办法，都得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