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当国民革命军北伐至山东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再次悍然出兵山东，侵入济南。5月3日，日军对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并杀害了国民政府驻济南的17名外交官员，接着又有数千名中国军民死于日军屠刀之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

　　被日军残杀的17名外交官员中，有一名湖北枝江籍英烈——张鸿渐。张鸿渐何许人也？他和其他16名英烈是如何被日军残杀的，作为一名湖北籍的文史工作者，笔者一直留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张鸿渐其人其事

　　张鸿渐，原名先烛，字逵程，后名鸿渐。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六(1896年4月28日)出生于湖北枝江县董市镇，排行第七。其父为乡村私塾先生，母亲早逝，家境清贫。张鸿渐在枝江县小学毕业后，先入荆州府属七县(枝江为其一)在武昌牙厘局街创办的私立荆南中学，后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学地质。毕业后，相继任教于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和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张鸿渐考取官费漂洋过海求学，先后获英国牛津大学硕士和法国里昂大学博士。1927年归国，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第一司第一科科长。

　　张鸿渐仅活了32岁，除去小学、中学、大学、留学国外，他在社会上活动的时间太短，加上同时代的人皆已谢世，因而有关其身世资料留下的太少。而张鸿渐之女张济贞2005年6月应笔者之求，所撰对父母的追忆材料，就十分珍贵了。现摘录一些，以对上述的补充。

　　张济贞回忆说:父亲殉难时，她“在母亲张何桂青腹中(才)三个月”，是个遗腹子。有关家世，“都是听我母亲诉说的。”“我祖父是一位落第秀才，在董市后乡教私塾，靠微薄的收入维持家人生计。”“我祖母是我母亲的嫡亲姑母，是我外祖父的亲姐姐。”“我父亲小时读书非常勤奋，常在一盏一根灯草的油灯下，学习到深夜”。“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他便到武昌读书了。平时我母亲一直住在娘家。我爸放寒暑假回家，我外祖父便让徒弟给我妈挑一担柴米油盐、咸鱼、腊肉、香肠到我们家。我爸开学走(了)我妈又回娘家”。平时母亲“起早贪黑纺棉纱卖，赚钱给我爸读书”。1921年父亲出国留学时，“把我妈送到汉口六码头圣公会学校带着我姐读书”。

　　1928年4月，蔡公时先生奉命组建“山东交涉署”，“曾几次到我家聘任我爸任交涉署参议”，并许诺:待与日本方面交涉事毕，“回南京后到海关工作”。“当时二伯伯张子高(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也要我爸到清华或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我爸未同意”。

　　张济贞回忆:“爸妈俩感情非常好”。“母亲不愿人称她何桂青，要人称呼她张何桂青。她常讲她生是张家人，死是张家鬼。”父亲殉难时，“母亲才三十岁”，她将“华侨捐来的钱”、父亲“出国留学时政府未寄出的部分学费”，“追悼会捐的钱，还有抚恤金”，“在南京狮子桥建了一幢房子(南京狮子桥30号)，自己住两间，其余出租，作为我们母女的生活费和女儿的教育费”。

　　尔后的几十年，张何桂清抚孤成立，艰苦备尝。为了铭记家仇国恨，张何桂清专门为遗腹子“取名张济贞(即济南的“济”、忠贞的“贞”)，以资纪念。

　　殉难经过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途经山东，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阻挡北伐，妄图使我国成为南北分裂扰攘之局，以便其任意宰割侵略。蒋介石为统筹北伐全局，决定先不与日军直接冲突，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加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并组织山东特派交涉署，前往济南与日军交涉，以破日军狡谋。

　　蔡公时力聘时年32岁、精通英语和法语的史学博士张鸿渐为交涉署参议。

　　5月3日上午，蔡公时率张鸿渐等17名职员，到达地处济南经四路小纬六路的山东交涉署开始办公。

　　据蔡公时的勤务兵、本次惨案的唯一幸存者张汉儒事后回忆:5月3日晚10时左右，蔡公时、张鸿渐等全署人员已“各自就寝”，突然有二三十名日本兵“穿墙而入”。他们“剪断电灯、电话线，全署顿成漆黑”，接着“将全署役员捆绑”，“将刺刀起下执于手中，对各人之头面或敲击或刺削”。张汉儒“借日兵手电光得见诸人之形状:大半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几至我晕厥。”面对暴敌淫威，诸役员“群相痛骂，日兵更怒，竟刀枪拳足一齐并下。尽力侮辱后，将十余人分三四组，“所着衣服全身剥下”，“横拖倒拽扯出”。院外枪声突起，蔡公时、张鸿渐等17人皆被残杀，而张汉儒趁日军慌乱之际，“剪断绳索”，“奋勇登墙”逃出，幸免于难。当时为济南济美中学高中学生、现年95岁的马节松老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员)，是这次惨案目前唯一健在的目击者。2005年1月31日(农历甲申年腊月廿二)，笔者登门拜访马老时，老人愤怒地说:“日本鬼子将蔡专员及张鸿渐等17名外交官残杀后，并倒汽油焚尸灭迹，其暴行实古今中外所未有。”

    身后的哀荣

　　1929年5月3日，山东省政府为纪念“济南惨案”一周年，于泰山脚下岱庙遥参亭坊前立碑纪念，题曰:“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1937年日军侵占泰安前夕，地方维持会将碑推倒。1983年6月复立此碑于原处。“此碑至今仍在”。

　　193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和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呈报国民政府批准:“援照国民革命军战时抚恤暂行条例”，张鸿渐等“参议科长照上校例给治丧费各六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