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大浪淘沙始见金。仅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就出现了5位慷慨赴义的革命烈士，他们是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前不久开展的“双百”评选活动，最终评选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就有4位“一大”代表名列其中。

　　王尽美烈士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1921年参加“一大”后，王尽美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党的“二大”后，他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是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25年2月，他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8月19日，因长期积劳成疾，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李汉俊在“二大”以后，由于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虽然他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17日下午5时，武汉卫戍司令、反动军阀胡宗铎派军警包围了李汉俊、詹大悲的住所，以所谓“湖北共产党首领”的罪名逮捕了他们，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李汉俊痛骂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工农，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禽兽！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9时许，李汉俊、詹大悲惨遭敌人杀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在组织工人运动中，邓恩铭曾两次被捕。1929年1月，因叛徒告密，他第三次被捕。在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领导着被捕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和威逼利诱，邓恩铭毫不畏惧，不为所动，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以一首诗抒发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高唱《国际歌》，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何叔衡是党的早期地方领导人，党的“一大”后，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在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人与敌遭遇。为不拖累同志，何叔衡纵身跳崖受重伤，被两个匪兵发现后连击两枪，壮烈牺牲，时年59岁。

　　青年时代的陈潭秋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一大”后，陈潭秋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1939年9月，陈潭秋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党中央于1942年夏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