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地告诉沈其震,她已经知道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募集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沈其震返回后,新四军军部及时地得到了一大批急需的医用物品和其他物资,尤为可贵的是其中的“白浪多息安”属国外刚投产的消炎新药。1939年4月,沈其震写信向保盟反映,军中新建的可容200名伤员的病房急需蚊帐和奎宁。宋庆龄闻讯很着急,决定尽快解决。于是,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第二次派出民众慰问团,吴大琨为团长,殷扬(扬帆)为副团长,成员有白蚀(王元化)、王婴(王曼秀)、田荒(白沉)等20余人,他们携带着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和400听炼乳等赴皖,送往新四军驻地。同年5月,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前线医院急需一批毛毯,便立刻进行筹措。宋庆龄在她主持起草的保盟工作报告中,向国外援华团体恳切呼吁:“在9月份之前把两万条毛毯运给我们,将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救护十万名伤兵。”由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这一呼吁得到积极响应,以至捐赠数量最后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同年冬,叶挺在沈其震陪同下从重庆飞到香港,专程去拜访宋庆龄。“孙夫人,一别10多年,今天有机会来看望您,太高兴了。特别是这一年,保卫中国同盟支援我们不少医药和其他物资。我代表新四军指战员特地来向您表示衷心感谢!”叶挺一进门就感激地说。“不敢当,不敢当。你们前方战士为了祖国,在浴血奋战,我们做点工作完全应该。”宋庆龄高兴地设宴招待,“来,边吃边谈,你们在前线太辛苦了,吃顿家常便饭,也算是表示点心意。”席间,叶挺介绍了新四军的战斗形势,宋庆龄则谈了保盟的活动和国际形势,他们谈到很晚才分手。当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一批他在保盟仓库里选定的急需物资也接踵而至。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制造了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叶挺被扣留。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迅速联名发出电报,对之进行愤怒斥责。不久,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派沈其震再度前往香港,向宋庆龄汇报情况。宋庆龄一见到沈其震,就有些担心地问:“我们这次损失这么大,还有力量吗?”沈其震向宋庆龄详细地转述了刘少奇、陈毅的话,并说:“请您放心,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延安嘛。”宋庆龄听到这句话,开心地笑了。这次会见后,又有大批药品等物资送入新四军防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轰炸香港。宋庆龄主持召开保盟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部署了各项应急事宜。经大家一致要求,宋庆龄乘机赴渝,她在临走前表示:“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1942年8月,保盟在重庆重组中央委员会,办事处设于两路口新村3号(宋庆龄寓所),在宋庆龄领导下继续把援助重点放在游击区,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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