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河西地区同新疆毗连，是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8年秋，陶峙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和新疆警备总司令。他于1949年9月先后领衔酒泉、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为新疆及河西地区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陶峙岳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他是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

　　陶峙岳系湖南宁乡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先后在国民党军任营、团、师、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他和张治中是同窗好友，到新疆赴任之前，他在兰州与张治中倾心交谈，两人分析全国形势，对新疆及河西的出路问题双方都已有默契。

　　陶峙岳一到新疆，就暗中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以兼任河西警备总司令的名义，经常和河西军政要员汤祖坛、彭铭鼎电话联系，互相通气，遥控指挥。汤、彭是陶的湖南同乡，他们积极支持陶峙岳的和平主张，并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部队，做好酒泉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急电陶峙岳“晋京述职”，并提出除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外，其余部队悉数东调，开拔到关中参加内战。陶峙岳以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局势动荡为由，婉言复电“暂不能赴京述职”；部队东调之事，他也以交通不便，车辆、油料、粮饷补给等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为由拒绝，在新疆按兵不动。

　　在兰州解放前夕，新疆主战派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掌握北疆的绝大多数兵力，他们依仗蒋介石、胡宗南的权势，沆瀣一气，反对和谈，图谋变乱。面对复杂局面，陶峙岳一面积极准备起义，一面以主要精力做主战派的工作。他在司令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对局势各有各的看法，不可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不赞成起义，就是不需要和平，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陶峙岳接着说:“西北局势你们都很清楚，解放军攻占西安、宝鸡后，势如破竹，现已兵临兰州城下，国军分崩离析，危局无可挽回。我们新疆部队号称10万，高悬关外，布防分散，彼此不能支援，只有争取和平解放才是唯一出路。为使各族同胞免遭战火涂炭，我赞成用‘北京方式’、‘绥远办法’来解决新疆问题。至于个人生死荣辱，已置之度外，当然人各有志，我决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何去何从，请你们选择。”

　　8月26日，兰州宣告解放。一周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向他介绍了西北战场形势，说:“西北野战军已由兰州、西宁两路进军河西，请你致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

　　9月10日，张治中连发两份电报，分别致电陶峙岳和鲍尔汉，劝勉他们:“今全局演变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各族人民和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9月11日，张治中又单独给陶峙岳发电，提出起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9月17日，陶峙岳即派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曾震五赴兰州，同彭德怀商谈新疆与河西起义事宜。曾震五途经酒泉、高台，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246师师长沈芝生等人传达了陶峙岳的指示，让他们做好河西起义的准备工作。曾震五路过张掖，又与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会晤，递交了陶峙岳的亲笔信。王震阅信后，意识到进军新疆，河西走廊这条“胡同”必须通畅，并且要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他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准备派代表前往酒泉谈判。

　　曾震五于9月23日抵达兰州，当天即在西北大厦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河西起义大计，并递交了陶峙岳的亲笔信。彭德怀一边看信一边问:“陶将军快到花甲之年了吧，他身体好吗？”曾震五回答:“他今年五十有七，身体尚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