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的年轻女士与他形影相随。他们经常手挽手外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原来,这是组织上为给李铁夫来津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做的巧妙安排。这位年轻女士真名叫张秀岩(1895-1968),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刚刚从北平调到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工作,任天津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她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历,曾任北平文化界左翼联盟党团书记、北平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
二人假扮夫妻,组织“家庭”。这一招确实起到了掩人耳目的作用。这种当年叫“住机关”的应急措施,使二人都不容易暴露身份。他们似乎有许多朋友经常来“家”里聚会欢聚。原来,这是同志们在秘密开会。朝夕相处,二人共同担负“家庭”重担,在革命友谊基础上建立起了真挚的感情。
李铁夫的原配早年病逝,张秀岩则一直独身。当年年底,经党组织批准,他们正式结为伴侣。张秀岩先后在国民党当局天津市统税局和北宁铁路局找到了差事,以微薄收入维持这个特殊家庭的简朴生活。李铁夫则承担起家务活儿。丈夫教妻子日语、妻子则帮丈夫整理读书笔记和文章素材,二人苦中作乐,但也其乐融融。
认清“左”倾错误毅然秉笔直书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引起了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动。但是,党内却正在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北方党组织的某些负责人不顾困难处境,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经中央代表推动,错误地提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北方苏区,建立红军”等口号,一味要求采取正面斗争行动,公开搞飞行集会,盲目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屡被破坏,很多党员被捕牺牲,损失严重。
李铁夫对此深感痛心。他坚守党在白区的工作纪律,但他也模范坚持党的原则。他从党的利益出发,秉笔直书,体现共产党员的忠诚。张秀岩也支持他,鼓励他。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他在冷静思索的基础上对局势进行了客观估计和分析。从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他相继撰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目前整顿组织的几个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转变基础和反关门主义的问题》、《反帝运动不开展的原因是什么》等一系列文章和意见书。
“铁夫路线”遭批 依旧坚持真理
他连续八次上书中共河北临时省委,要求改变斗争策略,还把部分文章投到党的北方刊物《火线》上。他的意见得到河北临时省委部分领导成员的赞同。但是,中央驻北方的某些代表却火冒三丈,视其为严重政治问题,予以严厉批判。1934年3月30日,临时中央发出《致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的信》,要求对李铁夫给以“最后严重警告,停止其一切领导工作”,并要求“在河北党内开展极残酷的斗争”,对于支持李铁夫观点的同志进行严肃处理。随后,河北临时省委作出《关于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决议》。一场反对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的批判斗争,大规模地开展起来。5月,李铁夫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失去组织联系和工作条件。
当时,李铁夫正在全身心投入到抗战救亡宣传工作中,他参与吉鸿昌举办的抗日武装力量培训班的讲课,还挤出生活费帮助办刊物。内部遭到排挤和迫害,外部还要时时提防敌人追捕。他们的处境一度非常困难。他们在痛苦中摸索着,在孤独的处境中仍然忘我地为党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性、原则性。“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李铁夫通过联系的青年学生,参与组织领导了天津学生“一二·一八”大游行。他还组织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常在河东旧俄国公园内活动。
但是,每当他们把群众组织起来时,省委某些负责人便派人来干涉,把他负责的任务接过去,另派他人领导,并对他予以警告。尽管不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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