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做看守的，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到这里。登记名册时，黄茂才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主动攀谈起来。

　　起初，江竹筠对他怀有戒心，但很快就发现，黄茂才出身贫苦，为人本分和善，对牢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抱有敬佩、同情之心。这之后，江竹筠开始主动接近黄茂才。

　　在她的开导、劝说、感化下，黄茂才利用管理员的特殊身份，为身陷囹圄的地下党员充当起了秘密信使，狱中和外界信息交换的联络线从此打通了。

　　1949年11月，黄茂才为渣滓洞关押的革命者送出了最后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封信后来被称作狱中革命者“最后的报告”，写于11月19日。

　　“蓝先生”即黄茂才，他把信交给了地下党员况淑华。待到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拿到这封信时，已是21日。刘康心急如焚，马上四下活动，组织武装营救。

　　然而，营救行动还没有准备好，敌人已经开始了垂死之际最后的疯狂。

    血色黎明

　　11月27日，敌人对狱中革命者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

　　解放重庆的炮声已经近在耳边，刽子手们甚至等不及将革命者拉到刑场。他们把革命者集中到一层的牢房中，端着美式冲锋枪开始扫射。

　　这场野蛮屠杀中，包括胡其芬在内的207人血染歌乐山。

　　江竹筠则牺牲于11月14日。她并不在敌人疯狂的大屠杀之列，而是作为重要“共党分子”，被先期处决。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9月6日，杨虎城将军一家和《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一家，被杀害在松林坡。

　　10月27日，敌人再次从白公馆提出了陈然、雷震等10人，次日上午，公开处决于大坪刑场。

　　厄运很快也降临在渣滓洞，11月14日，特务通知江竹筠和李青林“转移”。

　　白公馆难友遇害的消息早在几天前就传了过来，江竹筠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把《新民主主义论》塞给同牢的黄玉清，脱下囚衣，换上被捕时穿的蓝旗袍，梳梳头发，和难友们挥手告别。

　　敌人将江竹筠等三十人带往“电台岚垭”，这里本来是军统电台，1946年电台迁移后长期荒置，道路杂草丛生，特务们早就在那里挖好了大坑。

　　一阵枪响，一片血泊。

　　11月30日，重庆解放。白公馆生还19人，渣滓洞脱险15人，加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狱中的三百余名革命者，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12月9日，烈士遗体的收殓工作开始。

　　“电台岚垭”烈士遗骨的挖掘现场，留在了《大公报》的报道里，让人不忍卒读：“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

　　而今的歌乐山，满目苍翠，山花烂漫。绽放于红岩之上的那树红梅，应该也在花丛中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