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审讯室内景。

　　 电影中的江姐带领狱友绣红旗，其实“绣”红旗的并非江姐，而是《红岩》作者罗广斌。

　　▲1964年，国产故事片《烈火中永生》海报。于蓝塑造了最经典的江姐形象。

　　▲江竹筠。

　　 1978年拍摄的老电影《江姐》海报，蓝旗袍、红线衣、白围巾是江姐标志性的着装。

　　▲江竹筠遗书原件。

　　 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左）、儿子彭云（中）的合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红梅赞》，是革命者凌霜傲雪、慷慨牺牲的壮歌。这首歌咏叹的形象早已成为经典：蓝旗袍、红线衣、白围巾——江姐。

　　舞台上、银幕上的江姐，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位亲切温和的中年大姐。其实，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牺牲时只有29岁，是一位身高1.45米的娇小女子。

　　这位年轻女子娇小柔弱的身躯中，生就一副共产党员的钢筋铁骨，支撑着她在失去丈夫、离弃幼子的巨大悲恸中继续革命，在严刑拷打、死亡威胁面前坚贞不屈。共产党员坚守信仰、绝不背叛的英雄品格，“为免除下一代苦难，愿把牢底坐穿”的一片丹心，跨越历史，震撼人心。

　　而网络上的低俗恶搞、庸俗解构，却让江姐蒙尘。让我们拭去这些尘埃，接近一个真实的江姐——江竹筠。

　　革命者的爱情

　　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封江竹筠的家书。这封信写作时间是1949年8月26日，写作地点是渣滓洞监狱。狱中笔墨、纸张都难以寻觅，江竹筠将衣被中的棉花烧成了灰，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笔”，将信写在了如厕用的毛边纸上。

　　信抬头的“竹安弟”，是对谭竹安的称呼，江竹筠落款自称“竹姐”。两人并非姐弟，关系特殊。

　　江竹筠的丈夫是彭咏梧，谭竹安是彭咏梧的妻弟，这个“妻”不是江竹筠，而是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

　　这层特殊的关系在网络上被一些人庸俗不堪地解读，甚至有人把江姐与“小三”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些人扭曲的视角，谭竹安和江竹筠本该对立仇视，然而事实是，谭竹安是江竹筠最信任的家人，那封信是她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写信后不到三个月，江竹筠牺牲。

　　在这封遗书中，江竹筠做了最后的托付：“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云儿”是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的独子彭云。父亲牺牲时，他不满两周岁。母亲就义时，他才三岁多。彭云由谭正伦和谭竹安抚养长大。

　　江竹筠和彭咏梧公开的夫妻关系，是从1943年夏天开始的，而他们真正结为夫妻，却是两年以后。这对革命伴侣的爱情故事，和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如出一辙。

　　彭咏梧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

　　1943年年初，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属的人都可以申请独立的住房。此前，彭咏梧一直和十几个同事挤在集体宿舍中，非常不利于地下工作。他的“分房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家属却成了个难题。

　　彭咏梧时年28岁，已和谭正伦结婚多年并育有一子。谭正伦和孩子一直在云阳老家。两年前刚调任到重庆时，彭咏梧曾有把妻儿接来的打算，但妻子回信告诉他，儿子正在出麻疹，暂时去不了重庆。

　　这样的通信引起了党组织的警觉。为了进入信托局，彭咏梧被包装成“中央大学毕业生”和曾经的“北平银行职员”，云阳是他早年开展学生运动、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与云阳的联系一旦被人注意到，很可能引出“案底”。因此，彭咏梧切断了与云阳的一切联系。

　　和《潜伏》中的翠平一样，江竹筠也是党组织在重庆的地下党员中物色挑选的“彭太太”。

　　江竹筠时年23岁，已经入党4年，为人机警可靠，而且文化水平较高，在为彭咏梧提供掩护身份的同时，还能协助他处理机密的党内工作和联络工作。那时候江竹筠尚未婚配，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嫁作人妇”任务，像模像样地扮演起了“彭太太”。

　　在外人看来，这对小夫妻般配恩爱，但他们很长时间都是“假夫妻、真同志”。

　　江竹筠的表弟李思礼回忆：“我那时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放学回家见父亲正在和一对青年男女聊天。父亲告诉我，女青年是我表姐江竹筠。那位男子，我叫他彭四哥。”那天之后，江竹筠便和彭咏梧一起在李思礼家住下，分住在两个房间。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志同道合的两个人感情逐渐升温。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彭云出生。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厉华说，他们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还有一个机缘，云阳一带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轰炸，据传到重庆的消息，彭咏梧的妻儿在轰炸中丧生。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是个谣言。

　　1946年底，彭咏梧在街上忽然听到有人叫了声：“邦哥。”到重庆之前，彭咏梧的名字叫彭庆邦，“邦哥”是极为亲近的人对他的称呼。他循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弟谭竹安。

　　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的近况，谭竹安也获悉了自己的姐夫已经另娶他人为妻。

　　虽然那时的谭竹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对二人心存芥蒂。

　　谭竹安在世时，厉华曾访问过他。据谭竹安讲述，他与彭咏梧见面后不久，到一个地下党组织联系点联系工作。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接待了他，并和他亲切地攀谈起来。

　　谭竹安打开了话匣子，话题扯到了彭咏梧和江竹筠的关系，言语中多有不敬。

　　没想到，那位女同志微笑着说：“我就是江竹筠。”

　　接下来，江竹筠依旧微笑着，向他讲述了自己和彭咏梧从同志到战友再到夫妻的情感经历，她还说，“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

　　坦诚的言辞让谭竹安对江竹筠心生敬意，二人从此姐弟相称。

　　不但是谭竹安，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也接受了江竹筠，接受了彭咏梧与江竹筠的儿子彭云。据彭云回忆，“1947年10月，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托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

　　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此后直到重庆解放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庸俗的人，只能看到谭正伦、彭咏梧和江竹筠的情感纠葛，在八卦谈资中满足低级趣味的窥私欲。他们没有看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险恶的革命环境，理解不了这段情感的真挚伟大。

　　《潜伏》里的一句台词，才是江竹筠和彭咏梧这对革命伴侣的最好写照：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谭正伦含辛茹苦把彭云抚养长大，这份包容和付出，同样伟大。

    《挺进报》

　　一个女同志，按照约好的时间和接头暗号，来到成岗家里。这个女同志是个安详稳重的人，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她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告诉成岗：“我姓江，江雪琴……我的岁数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江姐吧。”

　　这是小说《红岩》中，江姐出场的场景。这次接头中，她把《挺进报》的工作交接给成岗。

　　《红岩》还原了大量的历史情景，很多人物、细节与真实的历史高度一致，比如江姐身穿蓝旗袍的经典形象。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江竹筠最常穿着的就是一件蓝旗袍。

　　《挺进报》最初的创办人之一吴子见，回忆第一次见到江竹筠时这样写道：她这天穿的是毛兰布旗袍，外面罩一件深红色的薄呢短大衣，是一个普通城市妇女的打扮。

　　不过，历史上的《挺进报》并不是江姐交给成岗的。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制遣送回延安。国民党原本以为以此能断绝中共在国统区的声音，没想到却冒出一份油印小报，迅速传播着“红色”新闻。

　　这份小报是由几个暂时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年轻人编辑印制的，主要人员包括陈然（“成岗”的原型）、蒋一苇、刘镕铸、吴子见。

　　“红色”小报很快引起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刚出了两期，彭咏梧就找到了吴子见，几个“失联”的地下党员归队。油印小报定名为《挺进报》，成为重庆市委机关报，由彭咏梧直接领导。

　　因为彭咏梧担负工作很多，不可能在《挺进报》上花大量的时间。一个初秋的下午，作为彭咏梧的助手，江竹筠出现在吴子见的面前。

　　吴子见回忆，江竹筠嘱咐我们以后不要再收听广播了，全部广播稿由她提供。同时老彭还决定，每期报纸除了交给刘国鋕同志一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给江竹筠同志去分发。从此，江竹筠同志在《挺进报》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江竹筠那年只有27岁，却已经从事了多年地下工作，斗争经验比陈然、吴子见等几个年轻人要丰富得多。她那时候就是几个年轻同志口中的“江姐”。

　　因为负责编辑工作，吴子见有很多资料和稿件存放在屋角的一个箱子里。常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让江竹筠对于这只箱子很不放心，经常主动帮他清理，烧毁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有次，吴子见在街面上碰上江竹筠，正好有事要谈，便高兴地打了个招呼。不料，一向热情的江竹筠却对他熟视无睹，看也不看他就走了过去。碰了钉子后，吴子见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他和江竹筠的关系是地下工作，两人公开的身份没有交集，不能公开往来。

　　《挺进报》绝大部分的发行工作都由江竹筠负责。每期报纸，经过她的手分发出去的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份。这是整个工作的最后一环，危险性不言而喻。

　　地下党员王珍如曾经参与了一次投递工作。据她回忆，当时江竹筠和她像一双出门逛街的小姐妹，提着一个绿色的帆布旅行袋出发了。第一站是民生路邮局，江竹筠四下望了望，王珍如也学着她的样子观察一下四周。没等她转回头，旁边的江竹筠已经从旅行袋里抽出信封扔进了邮筒。上半城的投完了，两个人又转向了下半城……为了让敌人摸不到邮路的规律，整个城区的邮筒被投了个遍。

　　《挺进报》除了在地下党组织内发行，更多的是随机投递，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到真实的新闻和中共的声音。不过，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之后，他们也选择一些特定的报纸投递对象——国民党军政要员。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了一封“亲启”信，信封里就是一份《挺进报》和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朱绍良又惊又怒，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二处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徐远举另一个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大特务头子。《红岩》中头号反派徐鹏飞的原型。

　　1949年12月，徐远举在昆明被捕。据他在交代材料中供述：“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中共地下党的《挺进报》在眼皮底下大行其道，甚至直接寄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让朱绍良火冒三丈，徐远举更是恼羞成怒。一场从《挺进报》开端，牵连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大搜捕开始了。

　　此时的江竹筠和彭咏梧，已经离开重庆半年有余，但他们都没能脱离厄运。

　　“孩子能记得父母吗？”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按照上级指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决定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发动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

　　彭咏梧主动请缨，去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所谓“下川东”，指的是重庆以东、万县至三峡沿江两岸。这片区域位于四川、陕西、湖南的交界，地形险要，适合开展游击斗争。而且，这里是彭咏梧早年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了解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下川东农村“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

　　川东临委任命彭咏梧为下川东工委副书记，江竹筠作为他的联络员一同前往，而吴子见因为北平的一个联系人被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彭咏梧把他也带上了。11月，三个人离开重庆，乘船前往下川东。

　　彭咏梧等人的工作迅速而卓有成效，联系游击队、找武器、发动群众……起义时间被确定为来年1月30日。

　　新年将至，江竹筠却不能和丈夫一起在下川东过元旦了，她还有一项任务——当地缺少知识分子骨干，难以应付起义后的复杂局面，因此，彭咏梧要她回到重庆，向组织汇报准备情况，带一批知识分子支援起义，并筹备些给养。

　　转过年来的1月20日，江竹筠带着四位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和一批药品，从重庆返回，抵达了下川东边缘的董家坝，在那里等待起义队伍接应。

　　他们等来的，却是一个比一个令人心焦的消息。

　　最早与他们联系上的是一直在下川东地区活动的地下党员卢光特。他告诉江竹筠，起义提前打响了，开始打了胜仗，后来他听说彭咏梧“作战不利”，但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吴子见去打探消息了，几天后也会过来。

　　其实，卢光特隐瞒了一个还没有确认的传言——彭咏梧牺牲了。眼前的江竹筠不是普通的战友，而是彭咏梧的妻子，告诉她“情况不明”，会令她担心，但总好过丧夫之痛的打击。卢光特何尝不希望彭咏梧牺牲的消息并不属实。

　　残忍的现实击碎了最后一丝希望。

　　厉华告诉记者，彭咏梧等人在筹备武装起义时，不慎走漏了风声，不得不提前起事，取得首战大捷后，敌人调集重兵围追堵截。1月17日，起义队伍遭到伏击，寡不敌众。突围过程中，彭咏梧为营救战友，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敌人将彭咏梧的头颅砍下，先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再挂到竹园坪小学操场边的杨槐树上。彭咏梧的头颅后被当地农民取下，埋到竹园坪的宝塔下。他的身体，就在牺牲地黑沟淌草草埋葬。

　　彭咏梧是《红岩》中江姐丈夫彭松涛的原型。小说中，彭松涛的头颅被敌人挂到奉节城的依斗门上，江姐亲眼看到惨景，强忍痛苦，装作镇定地疾行离开。

　　现实中，江竹筠是在战友口中得到的噩耗。小说中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江姐剧烈的内心活动，这自然是文学手法。在战友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的是江姐的另一种坚韧。

　　据卢光特回忆，在他到达董家坝三四天后，吴子见终于急匆匆地赶到了这里。他心不在焉地和江竹筠寒暄两句后，就把卢光特拉到屋外。

　　“传说打死一个穿黑皮袍的，砍下脑壳挂在竹园镇上‘示众’，看来老彭牺牲是无疑了，告不告诉她？”

　　卢光特答道，“她坚强，经得起，反正也隐瞒不了。”

　　听闻噩耗，江竹筠没有落泪，她的镇定远超卢光特和吴子见的意料。

　　只是沉默了一会儿，江竹筠就开始安排善后：吴子见和卢光特直接参与了起义，在下川东目标太大，必须马上撤离。四个新下来的同志显然也不能再过去了，而她对自己的决定是，回到重庆汇报后，还要回到下川东继续工作。

　　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江竹筠的房间里才传出压抑着的啜泣声。

　　2月7日，江竹筠回到了重庆，住在挚友、地下党员何理立家中。对于丈夫的牺牲，她只字未提，也没有流露出一丝苦痛。此时，彭云正寄养在何理立的朋友蒋一苇家里。2月9日是大年初一，江竹筠告诉何理立，要过去拜个年，看看孩子。

　　怀抱幼儿的那一刻，压抑、掩饰了多日的苦痛决堤一样汹涌而出。江竹筠抱着彭云，嚎啕痛哭。

　　蒋一苇家中，当时只有岳母在家照看彭云。老人不明就里，对江竹筠的失态倒有几分不快。毕竟是团圆喜庆的大年初一，江竹筠却在自己家里失声痛哭。

　　老人的埋怨很快传到了何理立耳中，她问起江竹筠痛哭的原因。江竹筠却怔怔地问她：“你说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

　　再三询问之下，江竹筠再次泪雨滂沱，像挚友哭诉了彭咏梧牺牲的消息。

　　泪水是痛苦的宣泄。丈夫和儿子，是江竹筠心底最柔弱的部分。另有一份刚强，支撑着她擦干眼泪，扛过丧夫离子之痛。

　　江竹筠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要求到彭咏梧战斗和牺牲的下川东去工作，联络同志，恢复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临委考虑到她刚刚失去了丈夫，孩子还小，让江竹筠留在重庆。但她坚持，下川东这条线她最熟悉，最便于开展工作。临委最终同意。

　　第一次和彭咏梧一起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曾给谭正伦写过一封信，请她到重庆照顾彭云。而这次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把家里的东西送了一空，结婚时购置的唯一的“大件”——衣柜被送给了《挺进报》的刘镕铸。

　　这是对“身后事”的安排。联系到她向何理立提出的那个问题：“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所指似乎不止已经牺牲的彭咏梧。她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那几个“甫志高”

　　在下川东地区的门户万县，江竹筠联系到了万县的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川东临委指示她，就以万县为中心开展工作。

　　雷震的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江竹筠在法院的会计室收费处做了一名雇员。

　　江竹筠在万县开展的地下工作，现在已经很难具体还原。她在万县留下来的最多的记录，出自写给谭竹安的七封家书。这些信中，不可能透露任何地下工作的信息。江竹筠写这些信，只是挂念自己的孩子，排解心中的伤痛。

　　1948年6月11日，正值端午节，当天发出的信件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江竹筠低落的心情，“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这是谭竹安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万县的家书，几天后，江竹筠与雷震、李青林先后被捕。

　　万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不是一起孤立事件，祸事的源头正是《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江竹筠的被捕，还有敌人从下川东武装起义方向上追查到的线索。

　　在国民党特务进行的这次大搜捕中，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

　　事后分析，《挺进报》被破获和下川东起义的失败，都有冒进的成分，客观上暴露了地下党组织的力量，让敌人警觉。但真正让地下党组织损失如此惨重的，是那些变节的叛徒。

　　徐远举在交代材料中说，“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红岩》塑造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叛徒形象——甫志高，他先后出卖了许云峰、江姐等诸多地下党员，用同志的鲜血做了保命晋身的资本。

　　“艺术作品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差距，《红岩》里的‘甫志高’在现实里并不仅指某一个人，而是十几个叛徒群像的缩影。按照书中的描述，‘甫志高’不过就是个区委委员，职务不高，是不可能掌握这么多党内机密的。”厉华说。

　　这其中，最危险的叛徒有两个：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前，他们分别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掌握着几乎所有重庆地下党的秘密。结果，这两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的秘密向敌人和盘托出。

　　一时间，重庆、川东的军警、特务倾巢出动，每天搜查追捕。重庆地下党组织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也陷入了敌人罗网。

　　下川东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剩余的武装力量在进行着游击战。这支游击队的领导者代号“老杜”。

　　冉益智向敌人供称，“老杜”叫杜谦益，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名叫涂孝文，是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人在万县。敌人按图索骥，没费什么劲就抓住了涂孝文。

　　涂孝文也成了“甫志高”。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作为川东临委联络员的江竹筠接到了重庆传来的示警信息，“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感染。”但敌人的行动和涂孝文的叛变之快，没有给江竹筠留出应对的时间。

　　涂孝文叛变第二天，中共地下党万县县委书记雷震被秘密抓捕。他还供出了江竹筠，带着特务指认抓捕的是冉益智。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竹签之外的酷刑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对比起来，涂孝文这样的男人却是软骨头。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的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相传因大禹治水后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但是这个优美山名相伴的，却是渣滓洞、白公馆两个国民党军统监狱，恐怖魔窟。

　　共产党员在这两座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着墨最多的故事，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在《红岩》中，江姐说出了激励几代人的一句话：“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与之对应的情节是，敌人把她的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这个读来令人脊背发凉的情节，其实是小说的虚构。有人以这个小说的虚构情节来否定江姐曾受尽酷刑，这就是本末倒置的荒谬逻辑了。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曾经对江竹筠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红岩》的创作基础，是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竹筷子（夹手指），把它改成了竹签子（钉手指）。”

　　夹手指源自中国古代的酷刑“”，听上去没有钉手指那么触目惊心，但其行刑过程同样惨无人道：把竹筷子用麻绳连环套式连接起来，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头。正所谓十指连心，受刑人会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他们都是国民党酷刑的受害者和见证者。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江竹筠具体受过多少刑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她不止一次受过酷刑。有一次，我看到江竹筠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应该是刚受了老虎凳、夹手指之类的酷刑。”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国玉和江竹筠曾经是同室难友，事隔六十余年后，她仍能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进渣滓洞时，她已经浑身是伤疤，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正是遭受这样非人折磨时的坚贞不屈，让党内职务并不高的江竹筠深受狱中同志爱戴，也让她成为后来艺术创作中江姐的最核心原型。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考证，那段时间里，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被捕的地下党员们人心浮动，思想很不稳定。

　　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自己的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狱中红旗

　　“线儿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江姐带着姐妹们在牢狱中绣红旗的情节生动细致，感人至深。

　　绣红旗的牢房如今已经辟为展室，就在白公馆平二室。一面“五星红旗”摆在橱窗里。这可能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五星红旗”：一颗大五角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星分列四角。

　　在《红岩》和之后的文艺作品中，绣红旗的都是江姐。事实上，真正“绣”红旗的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

　　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时重庆尚未解放，白公馆里的地下党员们在7天后才得到消息。

　　罗广斌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于是，他扯下他的红花被面，同牢房的陈然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谁也并不知道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并一致认为应当把五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

　　由于牢房条件极差，狱友们只能靠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剩饭当浆糊，经过通宵奋战，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

　　红旗制作好后，狱友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重庆解放的第三天，众人在罗广斌的带领下，重新回到白公馆，从木板里取出了那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后来交给了组织，至今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创作小说《红岩》时，罗广斌没有把自己写进去，而是把这个情节安到了江姐的身上。江姐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又是女性，让她绣红旗更有象征意味。真实历史中的江竹筠，虽然没有绣红旗，却是狱中斗争的一面旗帜。

　　厉华说，在狱中，江竹筠年龄不算大，党内职务也不高，但在狱中的斗争中，江竹筠是比较重要的领导者，她面对刑罚毫不退缩的精神，也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

　　1949年春节过后，各个牢室传递着江竹筠发出的一句号召，“加强学习，迎接胜利。”

　　地下党员在渣滓洞、白公馆中“加强学习”，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学什么？所有的“红色文字”在这里都被像洪水猛兽一样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狱中。

　　敌人可以监管书本纸张，却管不住地下党员的大脑。一些理论水平高的党员同志列出提纲，与同志们讨论，《社会科学二十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就被拼凑了出来。

　　没有纸笔，他们就用烂棉絮烧成灰做墨水，竹筷子削细做“蘸水钢笔”，草纸、衬衣、床单撕了当纸……

　　与江竹筠同牢室的曾紫霞在家人的营救下出狱。几年后，她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正式出版物，惊讶地发现，江竹筠狱中所忆写下的章节标题竟然和原文完全一致，仅有一个地方次序颠倒。

　　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后不足一个月，就向党组织提交了一份两万多字的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情况等。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罗广斌代笔写出的先烈们的生死嘱托，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引人深省：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档案材料中发现了这份报告。根据他的考证，这份报告的资料来源与江竹筠密不可分。

　　1949年1月17日是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竹筠表示致敬。江竹筠没有陷入个人的哀思，她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

　　这些信息成为罗广斌撰写“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报告时重要的资料依据。

　　江竹筠在狱中的另一个斗争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