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湘致亲属手迹

钱文湘烈士遗像

解放上海烈士碑

上海人民游行欢庆上海解放

　　谁是身边的共产党？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奉命正式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动对上海的外围攻击，以 “十里洋场”闻名的大都市上海的大街小巷不时传出“飞行堡垒”发出的恐怖呼啸声，这座城市正处在冲破黑暗、迎接解放的黎明前夕。

　　此刻，一个晦暗的黄昏，在福州路185号伪上海市警察局大院北部5楼的一间办公室内，伪上海市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如一头困兽，正脸色铁青地在室内不停地走动着。透过钢窗他望着院内一个个惴惴不安、惊慌失措的人影，嘴角不由剧烈地抽动着。他怎么也不愿相信，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竟然会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 “警告信事件”。

　　“在我们身边肯定有‘共党奸细’，一定要限期破案！限期破案！”猛地，他急转身从办公桌上拎起电话，对着话筒暴跳如雷地反复吼叫着。

    扔下话筒，毛森终于微闭起双眼，无力地瘫软在座椅上。但立马又神经质地从座椅上弹跳起来，脑海里怎么也抹不去那一张张《警告信》上的一字一句：

　　“你要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 《约法八章》各按职守，保护好机关物质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

　　“太可怕了！ ”

　　毛森用颤抖的右手撸了下脑门上的冷汗，作为一个特务头子，他实在弄不明白：“共产党啊，共产党，你究竟有何‘魔法’竟能几乎在同时将2000多张《警告信》，神秘地投送到我手下2000多名警官以上的骨干人员家中。使得这些原本一贯宣誓‘效忠党国’的警官，个个吓得丧魂落魄，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

    此时，他不由得在心中痛骂起黄浦警察分局那个叫吴琼的：这小子前段时间还搬了20只汽油桶到分局，信誓旦旦地扬言要在解放军入城时将黄浦警察分局烧得精光。可一接到《警告信》后，吓得连夜弃职逃跑。分局长郦俊厚刚从虹口调来，《警告信》便跟着寄到了他的新居，他拿着《警告信》惶恐不安地嘀咕：“我搬家才3天，共产党怎么会知道地址的”？

　　太失体统了。静安寺警察分局分局长王华臣这家伙更是不像话，收到《警告信》后，终日心神不定，对局里的事一概不闻不问，连班也不敢上了。 “真他妈的是个大熊包！ ”还有该局值日室巡官冯星灿，看完信惊得说不出一句话，偷偷将信藏好后，把自己的枪丢在办公室，转身就溜得不见人影。

　　想到这一切，毛森不禁“拍案而起”，气急败坏地大声吩咐随从立即备车，他要亲自出马立刻到各个分局召集警员训话，并坐镇侦查 “警告信事件”。因为，虽然连续三次发出训令，限期破案，但至今仍无一点线索。

　　毛森的专车飞快地在虹口、新成、静安寺、杨浦、普陀、江宁等分局来回奔驰。每到一地，毛森就下令迅即把全体警员集中起来，板着一张铁青的猴脸，软硬兼施地威逼恫吓：“……你们中谁是共产党，我都一清二楚，只要向我说一声，保证你晋级嘉奖，愿意回乡的，包发路费，检举别人的还可晋升三级。我毛森这人说话绝对是算数的，如果不说，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说完便气势汹汹地走进队列，瞪大着眼睛，逐个察看每个人的神色。可是，他最终还是失望了，无论他来到哪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不一般”的警察

　　伴随着隆隆的枪炮声，在上海东部隆昌路附近的一间小平房里，一对小夫妻斜依在窗前，眺望着不远处接二连三闪现的火光冲天的炮火，正在喃喃地私语着。那位身着国民党警察制服的小伙子叫钱文湘，在伪警察局杨树浦分局任外勤警员。相拥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妻子陈秋益。

　　钱文湘是个个性豪爽、性格刚毅、极富正义感的年轻人。他考入伪警察局时，正值蒋介石蓄意扩大内战、镇压民主运动、大力实行警察特务化之际，全市逐步建立警管区制，准备淘汰老警察，引起了广大警员的极力反对。此时的钱文湘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积极参加我地下党组织保护职业运动，与反动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在以后的历次保护警员利益的斗争中都起到了核心作用。经党组织的严格考验，1947年的秋天由地下党员费清轩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伪警察局系统中从事秘密工作。这以后，他经常利用值勤时接触社会的机会，秘密传播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赢得了不少青年警员的崇敬，有不少人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纷纷参加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外围组织“互保立功会”，壮大了我党在伪警察局系统的力量。

　　1949年初，我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为维持其反动统治的残局，在政治上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共宣传。一天，在值勤时他听有人在议论国民党报纸上登载的一条“天津解放后，共产党把伪警察集中在广场上用机枪扫射”的消息时，当即义正词严地进行了驳斥：“简直是一派胡言，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只有他们（国民党当局）做得出来，共产党是为穷人打仗的，绝对不可能会杀普通警察的。 ”

　　为了筹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他在自己新婚不久、经济较紧张的情况下，仍在微薄的薪金中节省下一笔钱，买了两匹白布交给组织。没多久，他又在杨浦分局利用值勤的机会，巧妙地得到了一支马牌手枪和十四发子弹，送到地下党领导人的手中，坚定不移地说道：“多一支枪就多一份力量，一旦需要，我们就可以用它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

　　虽然身穿国民党警察的制服，但钱文湘一直有个心愿，那就是“能亲手和那些作恶多端的国民党警察干上一场有多好呵！ ”这天，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当他得知地下党组织准备乘蒋介石住在杨浦区的复兴岛、指挥其残余部队作垂死挣扎的时候，组织秘密力量埋伏在其乘车的必经之地进行伏击时，他坚决要求参加。接受任务后，他瞒着新婚的妻子，一连几天埋伏在杨树浦路1677弄口，等待着蒋介石的出现。最后虽然没能成功地实现这一计划，但他那英勇无畏的一举一动，给同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49年的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公告（即《约法八章》），中共地下党“警委”书记邵健、副书记刘峰从解放区邯郸电台收听到后，经过3个夜晚的反复核对、记录，把内容全部抄录了下来。“警委”同志一致认为，如果把《约法八章》印成传单，寄给伪警察局的警官并附上一封 《警告信》，对打击特务与反动警官的嚣张气焰，转变大部分人的徘徊犹豫立场、安心等待我方的接管、定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于是，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的同意下，“警委”同志立即赶印了2000多份《约法八章》和《警告信》，通知各分局的地下党支部投寄到各分局的警官家里。

　　钱文湘接到任务后，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一工作。为了保证投寄对象的准确无误，他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从戒备森严的档案室里的保险柜中拿到了警官花名册，然后，在3天内把所有的信件分散投寄到各区的邮筒。

　　目睹着他那“神出鬼没”的样子，妻子陈秋益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早已暗暗地感到丈夫是个“不一般”的警察，但她没有直接问他，只是尽力地将他的生活照料好，并默默在心中祈祷他的平安。

　　而钱文湘多少次深更半夜回到家里，望着爱妻还独自坐在昏暗的灯下等着他时，不知说什么是好，他知道妻子在为他担忧，可地下工作的纪律又不允许他透露半点风声，哪怕是在妻子面前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每当此时，钱文湘总是把妻子紧紧地拥在怀里，轻轻地在她的耳边说道，“秋益，我回来了。 ”

　　然而，陈秋益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经受了地狱般的拷打

　　1949年的5月13日，天边刚露出一丝曙色，陈秋益就起床了，草草梳洗了下，做完早饭后，便边洗衣服边等着钱文湘回家。不一会儿，便响起了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她赶紧打开门一看，不是钱文湘，而是两个陌生人。只见他们凶悍地说道：“我们是总局的，钱文湘已经被抓起来了，你听着，现在我们奉命对你家进行搜查，你马上去找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来，要把他身上的制服换下来。 ”话音未落，就闯进屋内翻箱倒柜。

　　“为什么要抓他，为什么要抓他？”陈秋益拉着那两人大声责问道。

　　“走开！他妈的，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他们把她往墙角一推，在他家翻了好大一会儿后，拿了一套草绿色的中山装，便骂骂咧咧地走了。

　　关上房门，陈秋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地大哭起来，哭了整整一天。第二天一早，她上街买了一瓶钱文湘喜欢吃的酱菜和一套棉毛衫裤，独自来到坐落在福州路的伪上海市警察局打听钱文湘的下落。门口警卫不让她进去，她只得借口找在总局工作的朋友，才同意她进去，陈秋益穿过森严的大院直接找到司法科。

　　一踏入司法科的门口，映入陈秋益眼帘的就是一幅恐怖的景象：只见几个彪形大汉正把一年轻人用绳子吊起来，严刑拷打，那人昏死过去后，他们用冷水将他浇醒，继续拷打。陈秋益误以为那年轻人是钱文湘，当场就惊吓得哭喊起来。

　　哭声惊动了他们，其中一个矮个子转过身来，厉声问到：“谁让你擅自闯入这里的？”这时陈秋益才看清原来那人不是钱文湘。她擦了擦眼泪后，便问他杨树浦分局的钱文湘是否关在这里，我是他妻子，想见见他面，并给他送些东西来。

　　“不知道，赶快滚开！”矮个子吼叫着一把将她推出门外。

　　1949年的5月13日深夜。

　　黄浦江畔，天低云垂，阴雨袭人，空气沉闷得几乎令人窒息。就在这天下午3时，我党“华中工委”派驻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组织“华中联络站”被叛徒出卖告密了，包括钱文湘在内的一大批地下党员的身份被暴露，“华中联络站”负责人徐海峰、邹锡瑾以及地下党员方干卿、方云卿等7人当即被捕。晚上11时左右，伪警察局刑二科科长甘觉根据毛森的指令，布置杨树浦分局局长王渭周和便衣特务对钱文湘进行密捕。

　　这天傍晚，钱文湘一如往常到眉州路派出所上班，晚上10时左右，他来到楼上宿舍，躺在床上翻阅了会报纸后，刚准备休息。突然，只听到楼下一片喧嚷声，便想下楼察看，五六个身着便衣的陌生人已冲到了楼上，不由分说地拥上前来将他的双手反铐住押下楼。

　　在派出所的院子里，局长王渭周双手叉腰站在那里，气冲冲地喝道：“钱文湘，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把他身上的制服剥了！ ”钱文湘顿时什么都明白了。他沉着地嘱托一位同伴将宿舍里自己的一双长筒套鞋和一件雨衣转交给妻子后，昂然走向路边的吉普车。

　　当夜，在伪警察局刑二科，科长甘觉立即审讯钱文湘，妄图从他身上进一步打开缺口，一网打尽伪警察局内我地下党组织。他们轮番使用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电烙、拔指甲等惨无人道的酷刑，钱文湘被他们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从昏迷中醒过来后，仍坚强不屈地说道：“你们要问我的同党吗？告诉你们，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是我的同党。 ”

　　甘觉精疲力竭地连续审讯了几天几夜，看看还是审不出任何结果，只得无可奈何地向毛森作了汇报。

　　“混蛋，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巴！ ”眼看解放上海的炮声越来越近，毛森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怒不可遏地将甘觉臭骂了一顿后，气急败坏地决定亲自出马审讯钱文湘，但他同样空手而归。

　　这天，钱文湘又一直被他们拷打到天亮。

    用鲜血与生命迎来了黎明

　　陈秋益四处千方百计打听钱文湘的下落，她决心哪怕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找到关押钱文湘的地方，和他见上一面。但是，尽管如此，她仍然没能得到钱文湘的一丝音讯。而解放军已进攻到上海郊区，战斗也越来越激烈。陈秋益所居住的隆昌路一带整日炮火连天，形势十分危急，邻居们纷纷劝陈秋益和他们一起搬离到较安全的市中心。她不肯搬，她怕钱文湘回来后找不到家，找不到她。最后在邻居们再三劝说下，她才同意借住到二马路（现今的九江路）上的一家小旅馆里。因为这里离福州路上的警察局不远，便于打听钱文湘的音讯。

　　结果，第二天上海就解放了，南京路和苏州河沿岸到处都是解放军。挤在欢迎解放军队伍中的陈秋益，听说解放军从警察局里救出了大批共产党，连忙奔到福州路。走进警察局的大院一看，里面乱哄哄的一团糟，来到牢房只见躺着几具尸体，经辨认没有钱文湘。在旁人的指点下，她又来到金陵东路上的黄浦分局寻找。大门口有一解放军接待了她，那位解放军翻了翻登记册后，告诉她有钱文湘这个名字，让她到里面去看看，陈秋益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谁知进去一找，还是没有。负责接待的解放军便要她到卢湾分局再去找找看。于是，陈秋益立刻叫了辆三轮车赶到卢湾分局，怀着焦急的心情，寻遍了整个关押的地方，还是没有钱文湘的踪影。

　　此时，一阵不祥的预感掠过她的心中，“难道他……”陈秋益不敢再想下去了。

　　回到旅馆后，她便听人说，国民党在临逃跑时，在闸北宋公园（即现今的闸北公园）秘密枪杀了一大批共产党，她的眼泪不禁又涌出了，这一夜，她都没合上一眼。

　　翌日，天还没亮，陈秋益便在厂里一个小姐妹的陪伴下，心急如焚来到荒凉的闸北宋公园，走进去一看，全是来寻找自己亲人的家属。在一排排棺木前，望着一具具血肉模糊的遗体，陈秋益的心都要碎了。

　　突然，在一具身穿草绿色中山装外衣的遗体前，她呆住了，“啊！这套衣服不就是那天我亲手交给那两个来我家搜查的人的吗？”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顾一切地哭喊着扑上前去，撩开衣服一看，钱文湘的四肢全被打烂了，十个手指甲也全部被拔掉。顿时，陈秋益昏厥在地。

　　长夜已尽，黎明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