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与夫人在湖南大学。

董每戡（左二）与夫人胡蒂子（左一）、学生及其子合影，1979年摄于中山大学。

1956年，董每戡（右）与儿子董苗(左)及三弟董辛名(著名话剧导演)在广州合影。

这是一个经历无比丰富，也无比传奇的人。这是一位热血的革命青年，也是一位沉静的学术宗师。

    青年时，他曾经被瞿秋白介绍入党，他曾经与鲁迅有过交往，他曾经指导过赵丹这样的明星演戏，他曾经编写诸多话剧抗日救亡。这段时间，他是左翼进步青年，是左联的重要成员。

    中老年时，他从“演剧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戏剧从理论上进行了重新阐释；他写出了《中国戏剧发展史》，《五大名剧论》等200万字的著述，对于中国戏剧史研究有着极高的贡献。这段时间，他是右派，是无业人员。

    左联或右派，不过是政治标签，作为学人，他只有一个响彻中国的名字：董每戡。

    ■学人名片

    董每戡（1907—1980），著名戏剧家、戏曲史研究专家。幼时名国清，入学取名董华。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7年春潜赴上海，开始戏剧创作活动，作有独幕剧《频枷》等，初步显露出杰出的戏剧才华。翌年入东京日本大学研究院攻读。

    回国后，在沪加入“左联”和“剧联”，并在“剧联”的理论组工作，译介了一批外国电影戏剧的理论著作，曾编成《电影戏剧理论丛书》出版。在此期间著有几部独幕剧和多幕剧，其中《C夫人的肖像》是一部针砭艺术界右翼文人的作品，深受鲁迅和郁达夫等人的好评。此外，还创作了《饥饿线》、《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卖者》、《典妻》等剧本。

    抗战爆发后，在长沙受聘于“一致剧社”，任社长兼编导。作《剧人战歌》，并为剧社创作导演了《敌》。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剧专、大夏大学等校任教，并有《中国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百史》、《琵琶记简说》、《三国演义试论》、《西洋戏剧简史》、《中国戏剧简史》等。《中国戏剧简史》上起远古、下讫民国，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后，中国人自著的较早的戏剧通史。

    建国后，曾在湖南、广东领导并参加了戏曲改革工作，并在中山大学执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回中山大学执教；同年11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大会，并被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委；1980年2月，因积劳成疾在广州去世，终年73岁。

    解放前的左派

    对不住鲁迅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诸多共产党人被追捕。

    这年年底，在上海到温州的包船上，一位年轻人看起来愤懑而迷茫。突然之间，他拔出手枪，将整整一梭子弹射入水中……这一幕直到几十年后，依然让他记忆犹新，甚至还可以当作故事向子侄辈的朱树人讲起。

    这位年轻人叫董华，温州人。此前在上海大学攻读戏剧专业。在学校求学期间，就已经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这次他回乡的目的，就是受党指派回浙东地区重建当地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只是，他还没有回到温州，就得知浙江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负责浙东起义的省委代书记王家谟及特派员周定、郑敬衡在温州被捕（后来全部牺牲），国民党便在全省展开大搜捕的消息。董华只有躲起来。军警来搜捕他时，他在木杓巷二号其姑母家的谷仓里躲过一劫。事后逃入郊外岷岗山林之中，结果就连家中的一些亲戚都以为他当了和尚。

    1928年初，上海《申报》开始刊登通缉名单《温属共产党人通讯录》第一人，赫然印着“董丏（读“勉”）丐”。这个人其实就是董华。在温州话的发音里，“丏丐”和“每勘”的发音相同，于是从那时起，这位叫董华的革命者，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董每戡”。与这个名字同时使用的，还有两个化名：杨大元和杨每戡。

    董每戡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其实是与很多左翼革命者联系在一起的。除了瞿秋白，他还和鲁迅有过交往。如果你手头有足本的《鲁迅日记》，你可以翻到1928年5月2日，当天鲁迅曾经记载：“午后金溟若、杨每戡来。”算得上是二人交往的直接证据。不过，这段记录中所提到的另一个名字金溟若，却让董每戡后悔了很久，他觉得不该把这个人介绍给鲁迅认识。

   根据董每戡之子董苗的回忆，金溟若是董每戡青年时在温州交往的一个朋友，从小随其父亲金嵘轩留学日本，日语很好。1928年时，金溟若翻译了有岛武郎论文集《叛逆者》，无处出版，董每戡便带金溟若前往景云里拜访鲁迅。结果第一次拜访时鲁迅恰好外出不在，他们留下字条言翌日再访。第二天鲁迅果然在家里等候，听说金溟若已经完成这项工作，十分高兴。后来金的译稿经过鲁迅帮助，陆续在《奔流》杂志上发表。鲁迅还鼓励金溟若将《有岛武郎著作集》全部翻译出来。他主动和北新书局李小峰联系，由北新书局按月给金溟若送生活费。但是，那段时间金溟若开始染上鸦片烟瘾，不再译书，没有钱花，又去请鲁迅帮助。结果鲁迅有所察觉，去问董每戡，董每戡据实回答。鲁迅愤然说：“我不能资助他抽鸦片烟，”随后不愿再见金溟若。而这段往事也让董每戡一直挂在心上，屡次表示这是他“对不住鲁迅的一件事”。

    赵丹的老师

    董每戡跟戏剧的缘分，从他小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董每戡的故乡，是号称“南戏故里”的温州。根据董每戡之子董苗的说法，“父亲从六七岁开始就对戏曲非常痴迷，祖母喜欢看温州乱弹班演出，常常带他去。在祖母的影响下，父亲从小培养了看戏的喜好。”

    在上海大学毕业后，他就写过《频枷》等独幕剧，而在1928年-1929年期间，虽然他在日本大学研究院攻读的是文学与戏剧，但更偏向于实践。归国后，他更是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革命斗争中——在上海剧专教学期间，他先是加入了中国左翼文化大同盟。1931年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而他编剧的代表作，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创作出来的。

    1932年，左联剧社接到上级指示，要批判充斥在文艺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编写话剧的任务就落到了董每戡肩上。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创作出三幕话剧《C夫人的肖像》。该剧讲述的是革命诗人的遗孀C夫人与青年画家张小石、时髦富家小姐白莉蕾之间的爱情纠葛。“一·二八”抗战爆发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画家毅然丢下两个争风吃醋的美丽女人，加入到抗日游行队伍中。

    《C夫人的肖像》在上海的演出大获成功。董每戡在戏中直接让角色阐发自己的主张：“艺术决不是游戏，它是一种武器”，“艺术决不能离开社会，它应该是普遍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应该被一般民众理解”。有意思的是，这种不通过戏剧行为来表现的倾向性，在当时很受到观众的欢迎。还有戏剧研究者说，这部戏的主角C夫人身上有着丁玲和胡也频的影子。

    《C夫人的肖像》甚至捧红了一代著名演员赵丹。因为该剧正是由赵丹主演、郑君里导演。由于异常轰动，此前名不见经传的赵丹也得以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从此开始其漫长的演艺生涯。在排演过程中，董每戡曾经“深度参与”，因此，后来有人提到董每戡时，总会补充一句：“当年他教过赵丹演戏，算是赵丹的老师。”

    此剧上演后不久，董每戡听郁达夫说鲁迅曾表示有兴趣看看。于是他便请郁达夫送票。鲁迅看了之后，对董每戡通过戏剧表现国难当头中国人的觉醒表示赞赏，使董每戡受到很大鼓励。

    而在《C夫人的肖像》之后，董每戡接着又写了《饥饿线上》、《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卖者》、《典妻》等剧，猛烈攻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在长沙成立一致剧社，自任社长兼编导，创作和导演了三幕话剧《敌》，动员人民起来抗战。此后又应田汉之邀，到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六处戏剧科工作，又到航空委员会神鹰剧团、贵州省戏剧施教队任编导。这期间创作了《神鹰第一曲》、《孪生兄弟》、《俘虏》、《孤岛夜曲》、《未死的人》、《谁为谁做工》、《最后的吼声》、《保卫领空》、《天罗地网》、《秦淮星火》、《杜玉梅》等剧。

    解放后的右派

    嶙嶒的风骨

    如果要将董每戡的人生分为两半，1943年应该是一个分水岭。就在这一年，董每戡应聘东北大学任教授。从此开始转型为戏剧理论研究专家的道路。

    与前人相比，董每戡由于有实践的基础，因此在研究戏剧史时就有着天然的独特视角。此前王国维等人研究中国戏剧史，大多把戏剧史和词曲史缠在一起，所重视的是曲词的文学性而非“演剧性”，而董每戡的很多研究，都是从实际演出效果出发，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更为独到。

    关于董每戡戏剧理论中对于实践的重视，他的学生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天骥至今仍有深刻的记忆。黄天骥回忆说，当年他上课时“很调皮”，经常喜欢模仿先生的动作和语气，把同学们逗得很开心。有一天，当他正在讲台上模仿董每戡先生的时候，却发现同学们都很严肃地盯着他背后——原来董每戡先生正站在那里。黄天骥说：“当时我以为他会批评我，结果他却笑了笑，说我模仿得不错。后来还专门指点我去进行表演。在那之后，我才知道先生早年做过编剧和导演，在如何教人演戏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再后来，他甚至让我去参与一些戏剧社的排演，比如一些粤剧什么的。在我看来，这种亲身体验对戏剧研究是极为有用的，起码从演出性的角度，可以证实很多剧本是否行得通。”

    但是，专心于研究的董每戡却没想到，他在中大的美好时光仅持续了4年。1957年就因为一首小诗，“躺着中枪”成了右派。1957年5月19日上午，在中山大学召开了一场知识分子座谈会。由于此前董每戡曾经发表过一首诗：“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虽然那次座谈会他并没有打算发言，但由于这首诗给当时的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便被“请出来”讲了几句话。根据董苗的回忆，当时董每戡说了这样两个观点：第一，高等学校是学术机构，应以学术为重；而当时的学校重视的却是职务官衔。这种风气溯至党对学术的看法，若要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必须扭转这种不重学术的风气。第二，一些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寡妇面孔，不苟言笑，不去接近群众；可运动一来即转为屠夫面孔，极是凶恶，知识分子很怕他们。

    座谈会后半个月，反右运动骤然发动。6月8日，民盟中央的章伯钧、罗隆基受到批判。又过了半个月，就在董每戡50岁生日那一天，一家三口去餐馆吃饭时，董每戡下楼买了一份《南方日报》，一篇不点名批判他“右派”言论的文章已赫然在上。

    再然后，董每戡同詹安泰、吴重翰、叶启芳、卢叔度一起，成了中大中文系“右派反党小集团”。被迫离开广州，直到1978年被平反，中大派人将其接回广州。

    遗失的巨著

    被打成右派的董每戡，每月工资由二级教授的317元变成只有区区20元的生活费。当时对右派分子有种做法叫“自谋生路”，于是董每戡就和妻子胡蒂子一起去了长沙（胡蒂子是长沙人）。董每戡认为，就算不在中大当教授，他依然可以去“卖文为生”。于是在当年国庆节前，全家拎着8箱书上路了，在长沙，一呆就是几乎20年。而且，董每戡当时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他被划为右派后，已经印好的《说剧》一书未能发行且被毁版，而他正在创作的《中国戏剧发展史》等书也无法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