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渝北区石船镇中心小学，八旬老党员、原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刘渝明久久地抚摸着校舍旁的旧栏杆。60多年前，他曾在这个学校担任了一年的教导主任，结识了当时的校长涂兆兴，并配合党组织转移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故地重游，如今，已是一头银发的老人感慨万千。刹那间，当年那个爱穿中山装、书卷味十足的校长涂兆兴仿佛正沿着走廊微笑而来……栏杆外的桃花又开了，好一个旖旎的春天。

　　1942年至1947年，对战斗在重庆的共产党人而言，是最为白色恐怖的年代，石船小学据点在国民党特务、乡霸的眼皮子底下隐蔽党员、进步人士、革命后代近40余人，其中包括王维舟的孩子，吴玉章、董必武的孙子，刘凡的一对儿女。学校还为革命培育、输送了一大批人才。

　　这个据点也改写了一批人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校长涂兆兴———从乡绅公子成长为忠诚的地下党工作者，从谦谦的文弱书生成长为与敌特斗智斗勇、熟练斡旋的潜伏战士。涂兆兴曾说：“我火热的一生始于石船小学据点。”

　　精神“贫穷”，贵公子的成长烦恼

　　1913年1月，涂兆兴出生于渝北区石船镇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家有田产130多石，在当地称得上富裕之家。父亲涂安庭的愿望恰如他的名字“安庭”，希望维持家庭的长期富裕，巩固在当地的声誉。涂安庭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了长子涂兆兴身上。

　　5岁时，涂兆兴就被送到当地一所私塾念书，随后转读石船小学。1926年他考入江北中学。

　　此时，大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相比当下不少13岁的孩子迷恋于KFC、网络游戏、日本动漫而言，只有13岁的涂兆兴，已经开始了对人生的思考。

　　大革命改变了旧的社会制度，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北伐战争失败……这些问题，对时年13岁的涂兆兴而言，虽说过于深奥，但在学校听了进步教师和学长们的谈论，仍对这些话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涂兆兴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说，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我违抗父命，不为继承家业求学，而立志为救国救民追求真理。”

　　1929年9月，涂兆兴离开家乡，到省城成都求学。在省城几年，文化知识学到了不少，可思想上的疑问仍没有搞清楚。在休闲娱乐风靡、餐饮文化丰富的天府之都，这个手中有钱无心花、满城风景无心赏的文弱公子，整日为了精神上的“贫穷”而烦忧，不过，“救国救民”的理想那时于他仍是镜中花、水中月。

　　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1933年，涂兆兴完成了在成都的学业来到江北小学教书。1941年，又从江北小学转到唐家沱小学教书。

　　“当时我的情况是，长期以来向往革命，但又找不到门路，只好由苦闷转为清高，洁身自好，保持自我纯洁、高尚的品德。”涂兆兴曾经这样说。

　　希望进步的涂兆兴空闲时爱到市内五四路大华公司找原石船小学的同学颜乐宇玩，颜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两人志趣相投、往来甚密，经常在交谈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涂兆兴视颜乐宇为人生知己，而颜则将涂列为革命发展的对象。

　　一次，颜乐宇告诉涂兆兴，家乡石船小学办得不好，群众意见很大，建议涂回乡任教。颜说，“掌握一所学校，培养革命人才，正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工作。”

　　听了颜的话，涂兆兴十分激动，“过去想革命找不到出路，现在正是机会！”涂兆兴还向颜表示，“石船小学的校长我当，干出点名堂来，你要大力支持！”随后，颜又介绍育才学校指导部主任方与严（中共党员，解放后任中央教育部普教司司长）给他认识，并吸收涂兆兴参加了生活教育社，进行革命前期的培训。而刘渝明也是在这个时候通过颜认识了涂兆兴，并和涂兆兴一起到学校任职。

　　1942年2月，涂兆兴担任石船中心小学校长，从此踏上革命征途。尽管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将要承担怎样的任务，面对怎样的白色恐怖，又如何去化危险于无形……

　　但涂兆兴确定，自己已踏上革命之路。心中因喜悦的狂野，正如那首歌“出发啦，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文弱书生，出色完成历史使命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浪潮，到处逮捕残杀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南方局对白区工作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涂兆兴接到的任务是，不仅要办好学校，为革命培育、输送人才，还必须把一些地下党员“隐蔽”、“埋伏”起来，等待革命时机的好转。

　　1946年初，中共南方局将王维舟之子，刘凡的一儿一女以及董必武、吴玉章之孙全部化名疏散隐蔽到石船小学据点。对这7个小孩，据点的同志们非常重视，专门安排共产党员雷雨田夫妇管教。夫妇俩不仅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而且还要教他们读书写字，并注意敌特活动情况。

　　由于孩子们生性活泼，爱跑动，屋子是关不住他们的。孩子们的口音也与本地人不同，他们蹿到石船街上玩，容易引起外边的注意。组织上为确保安全，决定由刘凡（解放后，任云南省委党校校长）把孩子们接回并转送到延安。就在孩子们趁大风大雨之夜从鱼嘴乘船到重庆的第二天，跟踪到石船的特务包围了石船据点，却扑了个空。

　　石船小学这个据点在白色恐怖最紧张的情况下，坚持斗争5年半之久，隐蔽党员、进步人士、革命后代40余人，完成了党赋予这个据点的历史使命。

　　学校承担的使命不光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还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5年半的时间内，学校开明办学吸引了大批先进青年投奔。1945年，学校发表了文章《一个民主的中心学校》，就是这篇文章吸引了洛碛国立女师即将毕业的索玉伟、唐毓秀、王吉玉等7人来校任教。这批青年教师来校后，思想要求进步，又具有专业知识，为学校增添了新生力量，很快就成为教学骨干，有的被发展为党员，为据点的潜伏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要把共产主义先进思想灌输给青年人和儿童就不能搞“填鸭式”教育，学校办学的指导思想是教育学生懂得抗日，反对帝国主义；教育学生懂得民主，反对封建主义；教育学生上进，为人正直，反对腐败无能。地下工作者利用国民党反动派的教材，借旧瓶装新酒，灌以新的内容，如讲三民主义，他们就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讲民族主义，就讲抗日反帝；讲民权主义，就讲人民要当家作主；讲民生主义，就讲要平均地权，人人有饭吃；讲历史，就强调农民起义。

　　掏枪拍案，国民党鹰犬为潜伏者辩护

　　江北县警备中队长涂布公是国民党的鹰犬，残害了大批地下工作者，却和文弱的涂兆兴认作叔侄，经常往来。

　　1947年初，国民党县政府召开春季扩大行政会议期间，涂布公得知当局要逮捕涂兆兴的消息，掏出手枪在桌子上拍得砰砰响，并说：“如果谁要诬陷好人，逮捕涂兆兴，我这支枪就认不到人！”

　　作恶多端的涂布公满心以为，文弱的侄儿只是个懂得孝敬他的书呆子，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搞地下工作。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加上各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县政府不得不改变决定，涂兆兴幸免于难。

　　从1942年春到1947年秋，来据点隐蔽的党员同志和校长紧密配合，学生从三四百人迅速发展到600余人，声誉日高，成为县内数一数二的好学校。1943年春，时任江北县的县长、参议长来校视察，发奖金1000元，在全县通报表扬；国民党内政部官员来校视察后，也曾通报表扬。

　　据点的地下党抓住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的机会，广交朋友，为今后筹谋。石船街上有个开茶馆的老板李德波，交际广，特别是与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交往甚密。为了开展工作，据点地下党员梁治平主动与他接近，关系很好。1947年的一天晚上，李德波招待几个特务在他家吃饭，席间，特务提到学校的几个教师是共产党，李将此消息告诉了梁，几名地下工作者随即转移。

　　成都高等学堂毕业的李扬辉老先生，任过县督学，在县里的上层人士中很有威望，并与县参议员、特务李天鹏是兄弟关系。在多次李天鹏蓄意对学校的破坏中，李扬辉挺身而出，说自己兄弟想要他老婆当校长，栽赃诬陷涂兆兴是共产党、逼涂下台，公开揭露李天鹏争权夺位的阴谋，以此掩护地下工作者，转移斗争目标。

　　得知当局要逮捕自己的消息，涂兆兴向中共重庆市委汇报了情况，上面要他撤退。但他却坚持到该学期结束。理由是，这次未公开逮捕我，今后就不敢随便下手，如果马上撤退，反而会给特务以口实；立即撤退，有关教师又转移到哪里去？纵有危险，我也要顶起。

　　回校后，涂兆兴镇定自若，坚持工作，同时做好撤退准备。当年暑假，在石船小学据点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全部安全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