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工作的李振远和周梅影夫妇在兰州城小东门外陆家大院里租了两间房。陆家大院很安静，北房三间住着陆家老两口和大儿子，大儿子叫陆渔安，是个国民党医生；西房两间住着这家的女儿，是个中学生。李振远夫妇租住两间东房，里面的一间小屋进门就是土炕；外屋则简简单单地摆放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其他就再也找不出像样的家具了。结婚后的家居过于简朴，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细心的李振远便买来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上石头。房东陆渔安经常到他们屋来串门。有一天，他拍着炕上的大箱子说:“就看你们身上穿的几件衣服，还用得了这大箱子？恐怕这箱子是什么也没装吧？”周梅影开玩笑地回答:“你要能把那箱子搬走就送给你好了。”陆渔安使劲抬了抬箱子说:“真看不出来，这箱子还挺沉的。”李振远和周梅影就这样巧妙地瞒过了邻居。

　　利用战地文化服务处这块阵地，李振远先后完成了三项任务:第一、出版油印版刊物《抗战三日刊》，大部分稿件来自民众通讯社，总编辑是王复生，李振远担任“刺刀”专栏的撰稿，并负责油印。第二、经李振远提议，王复生同意李振远在甘肃省立图书馆租借两间房屋，设立民众阅览室，提供书报杂志。这些书籍，以宣传抗战的内容为主，大部分是从三联书店购来的或募捐来的；也有几份为国民党报纸，如《中央日报》、《扫荡报》、《民生报》等，只是应付检查而摆放的。来阅读的人多数是学生和文化界人士，还有部分军人。李振远和丁丹借机与各界人士广泛交往，收集相关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往延安。白天他们与各方人士交谈，晚上还要加班写稿子、排版油印。周梅影帮着他们写情报，连夜派人送往八路军办事处。第三、邀请有名望的主张抗战的学者、教育家举办演讲会，效果非常好。如，邀请即将赴新疆学院就任院长的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在兰州大戏院演讲“目前抗战的形势”，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理论，驳斥当时盛行一时的“抗战必亡论”、“焦土抗战论”和“速胜论”等。为保证演讲会的顺利进行，防止特务捣乱，李振远和大戏院负责人请来警察局出面维持秩序。工商界、教育界和学界共400余人冒着严寒赶到会场，场面隆重热烈，演讲取得了预期效果。戏院里虽然没有暖气设备，天气很冷，但许多人仍坚持到散会才走。

　　周梅影化名周淑英，在妇女补习学校教书，认识了不少妇女界的朋友。她和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的夫人王德谦来往较多，两人以姐妹相称。王德谦常带着周梅影参加新生活俱乐部的活动，在那里，周梅影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夫人结识，并与很多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交谈中，遇到有价值的情报，周梅影就默默记在心里，从中摸清了第八战区团以上军官名册和驻防地点。回到家中，她把所收集到的情报记录下来，传递出去。

　　李振远在战地文化服务处工作期间，结识了兰新公路俄文翻译赵德台。赵德台把李振远当成抗日英雄，常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在赵家，李振远遇到了兰州警察局督察长张连芳。

　　张连芳是军统头目戴笠的红人，因反共有功，曾得到戴笠的奖赏。他对李振远等人的活动早有怀疑。李振远得知这个情况，立刻提高了警惕；但为获取更多的情报，他还是设法同张连芳进行周旋。张连芳经常到赵家吃住，来去很随便。李振远和张连芳见过几次面，慢慢也熟悉了。张连芳爱喝酒，一喝醉，便口无遮拦，李振远从中得到许多重要情报。有一次，张连芳酒后失言，把他从军统派往延安的特务那里得知的李振远三人的身份说了出来。李振远意识到，他们在兰州的活动已经暴露。回到家中，李振远和周梅影研究决定:为了减少损失，要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延安请示撤退；在等待延安指示期间，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继续和敌人周旋。从掌握的情报分析，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李振远要丁丹特别注意提高警惕，并考虑撤退问题；同时，他也和丛德滋谈了与张连芳接触的情况及对形势的看法，请他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

　　几天过去了，李振远离开了战地文化服务处。因迟迟得不到延安的消息，他只有再找工作，继续潜伏。不久，李振远在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工厂里找到了机会。这是专门扶持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合作社的工厂。经过招工考试，李振远得了第一名，随后又当上了振华肥皂合作社的经理。

　　李振远把肥皂厂建在城郊外12里的飞机场附近。一方面可以躲过张连芳的纠缠，另一方面，飞机场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国民党军队若有行动，飞机场肯定会有迹象。利用英国人的贷款，合作社买下六间民房，雇了六个工人从早到晚地生产肥皂，很快就生产了大批肥皂。产品受到市民欢迎，销路较广，不仅生产搞上去了，情报站也有了活动经费。英国老板很高兴，他把来华经商的目的告诉了李振远，后来又请李振远担任西北联社经理。李振远把这些情报整理好，让周梅影用密码译好后迅速报告给延安。有了稳定的职业作为掩护，筹措了足够的潜伏活动经费，生活维持下来，社会关系进一步扩大。李振远通过对飞机场附近的观察，同时在与过往军车上的军官交谈中，得到“新疆王”盛世才将要投靠蒋介石的信息。周梅影又到新生活俱乐部，从各位军官夫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们马上把情报传到延安。

　　在兰州八个月的时间里，李振远和周梅影取得不少情报，如第八战区团以上军官名册和驻防地点；马鸿逵的回部对抗日态度的变化；兰州各界人士对抗战和国共合作的态度；各界人士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兰州商贸界市场的变化和商贸界上层人物的情况；国民党军统、中统在兰州的活动；英国来华经商的目的；盛世才在第八战区的兵力部署变化情况，等等。这些情报曾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1939年，日本侵略者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策略，由原来的以军事打击为主，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挑拨国共关系，并且利用汪伪、伪满等汉奸，实行“以华制华”。蒋介石对抗日表现出了动摇，由片面抗战改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7月下旬，李振远接到延安的命令，时局已变，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命他们迅速撤离兰州。在八路军办事处大力协助下，10天后，李振远等三人平安回到了阔别八个月的延安。半年后，由于叛徒出卖，丛德滋没有及时撤走，被捕入狱，在狱中壮烈牺牲。

　　在已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李振远等还能坚持开展许多工作，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受到了中央社会部的表扬。随后，李振远又接受新的任务，奔赴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