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延安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沉淀，在延安时代不同寻常的艰苦环境的挑战之下所激发出来的人类精神奇观。延安精神，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十六大报告精辟地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样的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我国历史上，不同的时代就有民族精神的不同表现，也有不同的人群作为其代表和载体。延安时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确提出要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宗旨，而且在黄河之滨集合、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以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实践，推动着中国历史向着有利于民族和人民的目标发展，同时也使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延安精神”这一非凡形态表现出来。现在，我们在面对震古烁今的延安精神的同时，更要看到它的源与流，也要看到它的未来走向。

　　我们的民族祖先在理想信念上一直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古人心中的大同理想世界。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将这个遥远的大同世界描绘得十分具体。如果说大同世界是中华先辈的最高纲领的话，那么，小康社会便是其最低纲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盛世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古代小康社会。大凡在这样的时候，全社会上上下下都表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都受到一种价值理想的指引，大家崇尚的是求真务实、躬践笃行的精神，统治者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是礼法并用，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上、以“大一统”为旨归，而且常以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砥砺臣民的心志。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已经为它准备好了具有充足营养的胚层。但是，要把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条件之一就是特定的实践主体以深厚的理论文化素养、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创新能力，对历史、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和把握。

　　通观历史上的文化传播过程，一种新的文化进来了，必然要碰到同化或排异的反应。王明等人无视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具体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说明他们既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懂中国的实际，甚至对人类文化的传播规律也知之甚少。

　　针对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多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而且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当前国内外的情况来看，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固然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照抄照搬西方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同样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我们不是保守主义者。面对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应当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但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能够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头脑和一个能够进行正常的消化吸收的肠胃系统，要站稳自己的脚跟，要有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而不能把自己变成别人。我们要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近代以来走过的道路，理性地抉择我们下一步在哪里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认准的事业，问题的关键是：要从理论上实践上把“中国特色”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使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还需要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排除各种干扰，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