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行山东麓，河北省平山县滹沱河的北岸，有一个风光秀美的山村。它前临碧波荡漾的岗南水库，背倚松柏苍翠的柏坡岭。这里，一道弯弯曲曲的围墙，围着一簇太行山区普通的白色民房，静溢而端庄，这使是革命纪念地－－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
　　西柏坡，这个太行山区的普通的村庄，全村百十来户人家，滹沱河擦村而过，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属晋察冀解放区，是我党领导下的老革命根据地之一。西柏坡村虽地处偏僻，然而从这里东行九十公里，便是华北重镇石家庄。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之后，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在军事上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并将进攻的重点放在我解放区之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敌人集中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多人，其中十五个旅，在胡宗南的指挥下向延安进犯。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二1947年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率领我军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历程。1947年3月26日，党中央、毛主席转移到清涧县枣林沟，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枣林沟会议。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会议决定，中面机关在此分为中央前委、后委和工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我军作战;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率中央后委去晋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同志率中央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
　　1947年4月间，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受中央委托来到晋察冀解放区，5月初到达西柏坡村，住在村庄的东头。后来，中央自己盖了一些房子，又陆陆续续圈了一道围墙，自然形成了一个大院。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当时，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和“劳大”，后来人们才知道，“工校”和“劳大”就是当时的中央大院。中央工委其它机关分布在西柏坡村附近。从此，这里亮起了彻夜不熄的点点灯火。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1947年7月17日到9月13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会场在西柏坡村外恶石沟的西岸一块较平的空地上，主席台上搭着布棚，代表们坐在石头上听工委书记刘少奇同志作报告。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于同年10月10日在陕北神泉堡公布。《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自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以来，解放区农民的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大大发展，这个运动因《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而趋于普遍。与此同时，各解放区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工作和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的一年中，解放区约有一亿农民获得土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援前线，从人力、物力上支援了解放战争。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还抓了军工生产和经济建设工作。朱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平山县忽忽水发电站的落成典礼。他在讲话中指出，这个水电站的建成，能够帮助军火生产，将来还能帮助农村建设，并且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范围的一部分，这是中央工委自己动手勘察修建的华北地区第一个水利发电站，被人民赞誉为“边区创举”。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期间，朱总司令曾去冀中视察。1947年10月30日下午，朱总司令同秘书、卫士等一行八人，乘一辆中型吉普车，由西后坡出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冀中部队和冀中地区的财政、经济、工业以及小学教育等情况，分别对当地野战司令部团级干部和冀中干部作过重要指示和长篇讲话。
　　朱总司令视察冀中之时，正值我军发起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清风店大捷之后，朱总司令亲自审问被我俘虏的敌中高级军官，取得了有关石家庄务的第一手资料，对党中央批准后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在朱总司令周密、详尽的指示下，11月6日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打响了。经过六天激战，我军于11月12日攻克石家庄，中共中央和朱总司令当即发嘉勉电，朱总司令的电文是：“仅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
　　石家庄解放后，朱总司令在河北省晋县候城村召集参战的连、排、班座谈会，总结解放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
　　12月4日夜，朱总司令来到石家庄，在一些领导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炼焦厂、大兴纱厂，听取了石家庄市市长柯施同志和另外　　两位主管财政经济和工业的领导同志的汇报。石家庄解放后，朱总司令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攻克石门》“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华北解放区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为党中央转移到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3月20日，党中央在陕北米指县杨家沟作出决定，：“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44页）。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中央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临县双塔，兴县蔡家崖，岢岚、五寨、神池、通过阳方口，越过恒山余脉，进入雁门关，经代县、繁峙伯强，越过鸿门崖，到达五台山。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部分工作人员先期进驻西柏坡。5月26日，毛主席来到西柏坡村。党中央同中同工委合并，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经历一年多的分别之后在西柏坡会面，西柏坡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党中央、毛主席来到西柏坡时，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战略决战前，战局非常紧张，领袖们的工作也格外繁忙。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下旬，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为了统一领导，建立了刘少奇同志任书记的华北局和聂荣臻同志为司令员的华北军区。同时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
　　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开幕，19日闭幕，选出了华北人民政府。9月22日到24日在平山县王子村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选举董必武同志任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同志任副主席，华北解放区的统一和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为我军进行战略决战建立了大巩固的后方。
　　在全面大好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到会政治局委员七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重要工作人员十人。其中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全面规划了今后时期的工作，提出了在五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五百万人民军队的伟大任务。为了适应大规模正规战争的需要，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央代表手里。这次会议，为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战略大决战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做了充分准备。
　　9月12日，我东北野战军即按照中央部署，对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辽沈战役，拉开了战略大决的帷幕。
　　在战略决战的日日夜夜里，领袖们的工作非常紧张，常常通宵达旦。一个个英明指示，一件重要文电，都从这山村农舍里发出。毛主席在这里亲笔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他的办公室里总是通宵灯光明亮。他要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一起研究战局，还要听取前线各战场的情况汇报，核对军事资料、起草文电，批阅文件。1948年10月下旬，正当辽沈战役将近结束之际，蒋介石要傅作义袭石家庄。周副主席于10月27日凌晨四时半、六时、七时，两个半小时连续三次向毛主席书面汇报我军的部署情况，使蒋傅偷袭阴谋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失败了。
　　在大决战的日子里，军委作战室每周开一次总结会。总结、分析一周战局变化，提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设想。朱总司令常来军委作战室，每周一次的总结会他是必到的，并对作战室的工作给以具体的指示。军委作战室分作战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下达命令。作战室的墙上挂满了军用图，用红蓝毛线标出战场情况。工作人员每天都围坐在桌旁紧张地工作着。当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工作人员绘图、制表用的红蓝铅笔都是要经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认真研究、核对并拿出自己的意见之后，才送到毛主席那里去。
　　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和改编国慢党军队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到来。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虚伪建议，为此，毛主席在西柏坡为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14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用生动的历史事实揭露了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告“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则退居奉化在幕后指挥。蒋介石下台后，李宗仁虚伪地同意以我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并于1949年2月上旬在上海组织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为代表的和平代表团，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参加了代表团。这个代表才2月14日到北平与我党商谈和平谈判问题，2月22日来到西柏坡。随同来西柏坡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他们受到毛主席、周恩来和其它他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周恩来同他们就和平谈判、面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24日，这个代表团同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离开西柏坡飞北平。此前，1月31日至2月7日，中央在这里还会见了苏共代表米高扬等人。时隔一个多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从4月1日起，在北平举行。
　　在国民党摇摇欲坠，全国人民迎接解放的大好形势下，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对党的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文件第十七条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2月11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切工作须于2月25日部署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志均须于2月28日到达中央。”2月底，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到达西柏坡。
　　1949年3月5日到13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了。会场是中央工委时期的一个大伙房。主席台摆一张普通的长条桌，上面铺着毛毯，两边是主录的方桌。主席台上方，挂着两面党旗和毛泽东、朱德的照片，两边墙上是八面鲜红的党旗，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保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在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同志在报告里，特别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这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经之路，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左”右偏向，并且确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较高的速度。他还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我们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并及时地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同志英明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集聚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采取这一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和他同年6月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二十七人发了言。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作了会议结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结论的一部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会议还作出了几条规定：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准备迁往北平。毛主席把中央直属机关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就要进北京了。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北迁，25日进驻北平香山。这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